《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为数位专家的文集,所讨论的女性故事不仅对中国女性历史,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历史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作者不但将眼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游鉴明 胡缨 季家珍 主编
  •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 定价:32.00元
  • ISBN:72140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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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传记传统的动态性在从10到14世纪所强调的规范的根本转变中得到了最显明的体现:这一转变产生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明清女性贞节崇拜”。转变前的传记材料对女性值得赞美的品质有着多焦点的描述,包括口才、公共责任心以及经济方面的才能。与之相反,后来的材料则日益强调对《列女传》高度规定性的阐释来严格规范女性道德与性征。

被认可的女性品质从刘向原初文本中的宽广范围(用瑞丽的话来说,包括了“知性美德”)窄化为妻子忠贞这一单一价值标准,是更广泛的历史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包括:北宋(960—1126)与南宋(1127—1279)在辽、金、蒙古势力的政治一军事威胁下所产生的地缘政治焦虑,以及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的性别规范所引起的社会威胁——当北宋陷落于金、南宋被蒙元(1260-1368)征服时,这些威胁戏剧性地变成了现实。这些外部产生的焦虑又雪上加霜地掺进了生于内部的焦虑,比如,这一时期,尤其是明(1368—1644)代晚期日益增长的女性识字率。第二个征服王朝,清(1644-1911)进一步虽然是摇摆不定地—发展了帝国对贞女及寡妇的奖赏系统,在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社会不稳定的时代成功地把它扩展到了普通人中。结果是贞节崇拜的持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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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0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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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撰写的女性故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对符合礼制的得体行为的记录和发表闲言碎语( gossip)之间,其怨恨的闲话就是为了打击他的目标。除此之外,若从章学诚哲学写作的广大背景中来考察,章的女性传记以及他的“女学”一文为他提供了一个场所,让他得以戏剧化( dramatize)并展示他对同时代文人的道德堕落和唯我独尊的批评。②此类传记是“肥皂箱传记”( biography-as-soapbox)( biography-assoapbox是英语中的固定用语,指那些表面为传记,其核心是为了宣扬作者个人看法的传记—译者注)的典型例子。任何一位读过魏源为那个在钟人杰起义中被害的倒楣地方官所作的墓志铭的读者,对这种类型的传记都是非常熟悉的,当然现在这只是孔飞力( Philip Kuhn)的教材中一份不起眼的清代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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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0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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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劳动模范的书面材料不是传记意义上的对人的生命的叙述。相反,这些材料做了一两件事情。一些材料是通过劳模和她们植棉的学徒这样的组织手段( organizing device),以相对丰富、活泼的形式来介绍一些原本只会刊登在技术手册中的内容。其他一些材料,以一种类似于刘向《烈女传》时期对模范人物的描述方式,“集中………在一个特定类型的极端道德行为上”。并且如同 Beverly Bossler所研究的《烈女传》以及后来的典范文本,①这些材料经常以题目来表示劳模的“关键美德”。这些故事,因其内容更加明确地与对共产主义的献身交织在一起,而令妇女的具体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妇女在这里仅仅是承载革命美德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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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清“贤媛”传统与“列女”传统分离,表现在从明中期到清初“世说体”著作的大量出现(见附件二)。这类著作产生于部分明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元明科举,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兼之底层士人的急速增长,大量有独创精神的文人,因不愿受理学限制,而无法循科举正途为晋身之阶。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部分文人能够摒弃科举,凭才艺谋生。这批文人遂选取富于自由精神的“世说体”,来凝定表达他们特有的价值系统,以示和程朱理学的分离,从而使“世说体”成为他们的文化标志。
少年奥卡 //可以解释为什么小说发展,才女文化发展。而贞女本身也可能是一个消费社会的行为,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而产生。也是商品社会中上层人家为自我阶级所做的选择。(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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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又引用了礼记中的另一段话证明,背弃父母的愿望为未婚夫守贞违反礼仪,而另聘再嫁则符合礼仪。

从17到19世纪,贞女的论争持续不断。贞女的批评者以新的典籍证据和论点证明,贞女的做法与圣贤之教背道而驰。例如,毛奇龄(1623-1716)和汪中(1745-1794)均指出,为未婚夫殉死从儒家教义的角度看完全说不通。毛奇龄写道:

夫伦类之尊莫如君亲,忠爱之切亦莫如君亲,向使君亲当殉,则人孰无君,孰无父母?一君二亲,将见薄海之内,民无子遗,纵有三身,亦抡不及夫妇矣。

毛奇龄的观点带有儒家人道主义色彩,而汪中的立场则出于孝道的原则。汪中认为,贞女的选择不但违背了孔子的珍惜生命的教导,而且是不孝的表现。根据丧礼,已婚女子为丈夫服斩衰(五服中等级最高的丧服),为父母服齐衰(比斩衰次一等的丧服)。然而,贞女尚未成婚,却身着斩衰为未婚夫奔丧。她因而把未婚夫放到了高于父母的位置上
这种做法,“于婿为无因,于父母为不孝。”

然而,无论是典籍的证据或精辟的见解,都没能解决贞女问题的论争。恰恰相反,它们引来了更多的论辩,把更多意见的学者纷纷吸引进了论争的平台。对于许多贞女的支持者而言,贞女传记成了他们表情达意的最方便有效的形式。女性传记原本是赞美传主的一种文体,而现在带上了新的意义。它不光是为了表扬美德,而且用来捍卫一个道德偶像。在他们们看来,这个道德偶像正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少年奥卡 //贞女讨论展示了儒家精英本身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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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的个案告诉我们,在历史、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深层内核上,现代烈士与烈士的悠久传统有所关联。在许多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对烈士的需求,与往昔政权长久以来的类似需求都有所共鸣。令民国有所不同的是,皇帝—其正统性一旦稳固,就能使其统治合法化——一的缺席,使得民族国家强化自身合法性的需求更加急切。因为,“民族国家并没有可以清楚辨认的生日,……因为没有创始者( Originator),民族国家的传记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父子相承之链,顺时间之流而下’地写作。惟一的替代方案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族立传……通过记述烈士的死亡。”

在这个现代烈士的民族主义框架下,女性性别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在第一阶段的纪念中,秋瑾仍是列女家族的亲密成员:她献身于某项(常常是未加说明的)事业这一行为或许是非传统的,但其道德及荏弱都是传统女性的。而一旦升上民族主义的祭坛后,道德约束似乎益发严格,女烈士之“女”全无任何身体特征或颠覆性的潜能,而仅仅意味着烈
士添加了一点色彩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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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奥卡 //社会动乱对女性造成的消极影响远超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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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丽德早先就发现,晩明女性道德说教性故事与娱乐性故事之间互有重叠—一它们同样强调情感、欲望以及女性的身体。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早在12世纪,这些因素已经出现在越来越深刻的“节妇话语”中。这些提示了我们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节妇话语”的起源至少部分地归结于娱乐——它与宋代蓬勃发展的城市娱乐文化有关,也与宋代文人和妓女的频繁互动有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上层男性将献艺者带回自己家中充当“家妓”已经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了,而这些女性也常常成为她们主人风花雪月的伴侣,以及这个家中后嗣们的母亲。妓女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上层社会妇女的陪衬。宋代士人极力要将这两种阶层的女性区别开的焦虑感—表现为不支持上层妇女写浪漫诗句,甚或道学家们谴责上层妇女出席宴会或被妓女的时髦所影响—却更加显示出两个阶层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身体忠诚被赋予了多重含义,这些含义在各种情境下模棱两可:一方面,守身如玉是上层妇女与出卖肉体的妓女之间的巨大区别;但另一方面,妓女们常常被想像为以守身如玉来表达她们浪漫的爱情(有时甚至因此举得以成为士大夫之妻,跻身于上层妇女之列)。这些含义很容易就模糊了界限,因此,为妻的忠贞带有浪漫的色彩,而如爱爱表现出的那种浪漫情感也会被理解为是义举。上述情况在妓女及节妇传记均得以流传,为人所阅读、玩味以及评论时格外明显。

本文当然并非意在指出对于晚宋及元代“节妇话语”的发展来说,娱乐文学是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因素。相反的,正如我在别处论证的,这种发展来自于更加庞大的社会、政治变迁复杂情况。但是我相信,书写妓女的作品在北宋时期广泛流传,这不仅有助于令传播、评论女性文本这一传统规范化,而且引入了一些忠贞的新印象,它们后来常被纳入书写上层妇女的文本中。在这种意义上,妓女传记中对贞操的想像参与塑造了人们理解、描述妇女贞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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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0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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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浪漫理想模式对男女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爱情对年轻女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妻子忠贞的基本价值会通过浪漫之爱的语
言加以颂扬(因而即便是《西厢记》里的情节也受婚姻的控制)。但另方面,性滥交行为是与娼妓及奴婢相关的社会和律法的标记,如柏文莉所描述,宋代良家妇女要保证自己不因性方面的污染而落到下贱的地位。柏文莉论证说,对宋代士人而言,与一个受教育的娼妓发生关系可能意味着高度的开放和正直。这也是明代士人的主要标记。③但是对良家妇女而言,任何性关系上的污点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归有光的昆山县县志里面,记录了某县吏的妻子在被另一名小吏性骚扰后自杀的事件。尽管大范围使用隐喻来强化传统婚姻的价值,浪漫故事仍未能保证天堂在人间实现:《娇红传》的恋人只能在死后合为一体,其情感因素呼应了上述寡妇所写的诗句。①未嫁女子可能对婚后性生活产生畏惧,因为她们可能听到一些关于“闹新房”的故事,如今在陕西旅游网页上成了一个诱人的传统元素。然而在明代,却是新郎朋友在新娘经历初夜时所制造的一场令人恐惧的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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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0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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