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婚姻形态而言,我们从墓志中得知,唐代表亲婚十分普遍,而且,姑表婚的比例远高于姨表婚,这与唐代之后姨表婚盛行的现象完全不同。这一特殊的表亲婚取向可能是因为当时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这一自持族望的风气在唐代自始至终没有消失。早唐时期,唐朝廷曾一度禁止望族自为婚姻,使得望族“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成了大姓间的一大遗憾。但他们的约束很快就消失了。虽然唐王朝力图以科举制来抑制望族势力,这一自相婚娶以及傲慢态度一直持续到唐代末年。

唐代墓志还显示,因为这种普遍的“耻与诸姓为婚”的态度,不少望族男性在找到门当户对的新娘之前往往先娶妾生子。因此,不少贵族女性嫁入夫家时她的身份随即转变为正妻兼丈夫子女的法律意义上的母亲。也正因为她是她丈夫的所有的孩子的母亲,妾、婢、外妇所生子女也就拥有了相等的继承权。这一变化反映了以分辨嫡庶和大小宗为基本原则的宗法体系的退化。此外,不少墓志还反映出贵族男子入赘妻家的风气,这在新郎父母双亡的表亲婚中尤其突出

然而,自高唐起,对女性的学识的肯定逐渐转移到对她们的母亲角色的渲染,即她们的才华是如何使得她们]成为最出色的母亲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变迁是与科举制度在唐朝的逐步完善和占优势相平行的。此外,因为唐朝的女性墓志往往是由儿子执笔的,墓志中对母亲的亲执诗书教导子女的描写的剧增要比其他文体要明显得多。比如,在上述的元稹母亲的墓志中,白居易将元稹兄弟的登第归功于郑氏的“亲执书,诲而不倦。”在大中年间的《唐姚夫人权葬石表》④中,作者—进士刘蜕叙述道:在他“稚孺”之年,姚夫人让他“坐于膝,手持孝经,点句以教之。”

唐代贵族女性的“完美”一生是在她家中度过的。她出生于茂族,“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劉,读书通古。”甫及笄年,她已芳名远播。其父会为她选择一位出生于大族的、科考仕途中的成功者为佳婿。为妇时,她“只奉蒸尝,睦友娣姒,由中履顺,德礼无违。”为母时,她“训女四德,示男六经。”夫丧之后,她“鞠育孤孺,屏弃人事,归依法门”;而“晚岁以禅诵自适”。她自己生养了四个子女,而对妾、外妇所生子女则“爱抚若己出”,她“恣性慈仁,雅无嫉妒”,故子则仕途腾达,女则早适贞良,晚年因子贵而荣封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