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浪漫理想模式对男女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爱情对年轻女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妻子忠贞的基本价值会通过浪漫之爱的语
言加以颂扬(因而即便是《西厢记》里的情节也受婚姻的控制)。但另方面,性滥交行为是与娼妓及奴婢相关的社会和律法的标记,如柏文莉所描述,宋代良家妇女要保证自己不因性方面的污染而落到下贱的地位。柏文莉论证说,对宋代士人而言,与一个受教育的娼妓发生关系可能意味着高度的开放和正直。这也是明代士人的主要标记。③但是对良家妇女而言,任何性关系上的污点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归有光的昆山县县志里面,记录了某县吏的妻子在被另一名小吏性骚扰后自杀的事件。尽管大范围使用隐喻来强化传统婚姻的价值,浪漫故事仍未能保证天堂在人间实现:《娇红传》的恋人只能在死后合为一体,其情感因素呼应了上述寡妇所写的诗句。①未嫁女子可能对婚后性生活产生畏惧,因为她们可能听到一些关于“闹新房”的故事,如今在陕西旅游网页上成了一个诱人的传统元素。然而在明代,却是新郎朋友在新娘经历初夜时所制造的一场令人恐惧的喧闹。

与墓志铭模范女性关系最复杂的,是那些浪漫爱情故事。小说的题材模糊夫妇之爱与未婚之恋的界限,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从7世纪到17世纪的文学叙事,越来越多地描述出身望族的青年男女发生性关系、两情相悦,然后才成婚。⑤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包括了汉代极有主见的卓文君,藐视父亲意愿而与诗人司马相如私奔。①在12世纪话本版的《西厢记》中,红娘帮助男女主人公夜间幽会,享受缠绵之爱,其中关于性的描写十分直露,而明清时期从这个故事改编的戏曲也一直都很流行。②在13世纪别具一格的小说《娇红传》中,两个恋人在女方父母的眼皮底下私订婚约,直到被蒙骗的父亲发现真相,迫使二人自杀殉情。③

浪漫恋爱的理想模式并未导致吕坤所担心的社会解体(“少年男女,稚气童心,恣纵媖经,媟狎败礼。故生人之慢易放肆,莫甚于闺门,乌在其为君子之道乎?”)。④在《清平山堂话本》的版本中,在丈夫出人头地之前,卓文君传统式的贤慧治家使夫妇二人得以维持生计:当司马相如担心自己没有经商能力的时候,始终以“贱妾”自称的卓文君变卖她所有的首饰,开了一间酒铺,结果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时刻。毫无疑义,9世纪元稹所作的《莺莺传》记述的令人羞惭且喜乐参半的隐秘之爱,被中国文化转换成了《红楼梦》,其中虽保留了非法情爱,但结尾却是皆大欢喜的婚姻,以及科举的成功。⑤爱情故事似乎丰富了整个文化的情感调色板对统治阶层妇女而言,礼仪规条以外的性爱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然而正如马兰安所指出,只有有钱人家才能买得起的豪华版《西厢记》,是与下面所述的说唱故事集同时在北京出版的。①罗开云( Kathryn Lowry)
则指出,明代文献甚至推荐《西厢记》中的文辞,作为夫妇间通信的合适用语。⑦

宋代的理学教育强调家是国的范本,而明朝创建者将这个范本提升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模范家族是女性所嫁的家族,她对丈夫的忠诚常常被颂扬,与对帝国的忠心相对等。唐代墓志铭已经突出了我们在明代所见到的主题:女性对夫家福社的贡献、不嫉妒、寡妇保持不嫁的可能性,还有一个下文要分析的重要主题,就是正妻把妾所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抚养。到了16世纪,这些主题倾向于排斥所有其他因素。明代统治阶层女性的墓志铭与烈女故事有所区别,是注重成果的叙述,而不是殉难型的叙述。然而,二者共同享有烈女故事的核心价值,并同样重视这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