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又引用了礼记中的另一段话证明,背弃父母的愿望为未婚夫守贞违反礼仪,而另聘再嫁则符合礼仪。

从17到19世纪,贞女的论争持续不断。贞女的批评者以新的典籍证据和论点证明,贞女的做法与圣贤之教背道而驰。例如,毛奇龄(1623-1716)和汪中(1745-1794)均指出,为未婚夫殉死从儒家教义的角度看完全说不通。毛奇龄写道:

夫伦类之尊莫如君亲,忠爱之切亦莫如君亲,向使君亲当殉,则人孰无君,孰无父母?一君二亲,将见薄海之内,民无子遗,纵有三身,亦抡不及夫妇矣。

毛奇龄的观点带有儒家人道主义色彩,而汪中的立场则出于孝道的原则。汪中认为,贞女的选择不但违背了孔子的珍惜生命的教导,而且是不孝的表现。根据丧礼,已婚女子为丈夫服斩衰(五服中等级最高的丧服),为父母服齐衰(比斩衰次一等的丧服)。然而,贞女尚未成婚,却身着斩衰为未婚夫奔丧。她因而把未婚夫放到了高于父母的位置上
这种做法,“于婿为无因,于父母为不孝。”

然而,无论是典籍的证据或精辟的见解,都没能解决贞女问题的论争。恰恰相反,它们引来了更多的论辩,把更多意见的学者纷纷吸引进了论争的平台。对于许多贞女的支持者而言,贞女传记成了他们表情达意的最方便有效的形式。女性传记原本是赞美传主的一种文体,而现在带上了新的意义。它不光是为了表扬美德,而且用来捍卫一个道德偶像。在他们们看来,这个道德偶像正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明清时期,数以万计的年轻女子不惜违抗父母之命,为已故(或未故)的未婚夫守贞终身。②这些在当时被称为贞女的女性③,主要以下面几种方式走完生命之途:有的终身与父母和兄嫂相依;有的像王媛一样,嫁往未婚夫家,抚育嗣子,为去世的未婚夫传宗接代。其婚礼常常称作“抱主成亲”。还有的贞女选择殉死,追随未婚夫于地下。

史载中的贞女最早见于刘向《列女传》,但贞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至13世纪方露端倪,到19世纪其数量达到高峰。贞女的社会背景不而足。她们中为数不少生长于官宦或士人之家,熟习文史,也有的出生寒微,借用她们传记作者的话,“没有父兄向她们传授诗书之教”。虽然贞女几乎遍及帝国各处,但以南方为盛,尤其集中在长江下游大经济区。

贞女现象是明清社上会对妇女节烈沉迷不返的一个极端表现。它和寡妇守节殉节之举并驾齐驱,但贞女的行为与之比较又更为极端。当时的社会性别准则视寡妇再婚为有玷名节,然而未婚女再聘不但和儒家道德不相违背,而且无损其形象。正因如此,贞女选择守贞在家庭之内造成了父母的焦虑和与父母的冲突;在家庭以外成了儒家学者分歧和争论之源。一个典型的贞女故事无例外的包括父母如何徒劳地试图阻止女儿追求一种在他们看来将会受苦终身的生活道路。而儒家文人学者对贞女的看法莫衷一是。他们围绕贞女行为是否合乎礼经,以及对贞女行为道德意义的评价的论辩在他们撰写的贞女传记中保存了强烈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