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劳动模范的书面材料不是传记意义上的对人的生命的叙述。相反,这些材料做了一两件事情。一些材料是通过劳模和她们植棉的学徒这样的组织手段( organizing device),以相对丰富、活泼的形式来介绍一些原本只会刊登在技术手册中的内容。其他一些材料,以一种类似于刘向《烈女传》时期对模范人物的描述方式,“集中………在一个特定类型的极端道德行为上”。并且如同 Beverly Bossler所研究的《烈女传》以及后来的典范文本,①这些材料经常以题目来表示劳模的“关键美德”。这些故事,因其内容更加明确地与对共产主义的献身交织在一起,而令妇女的具体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妇女在这里仅仅是承载革命美德的容器。

旦劳动模范的资格和威望被确立,其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证明她的过去,而是要为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任务进行动员。例如,我们发现山秀珍在1961年在渭南县公社的讲话中不仅报告了最近次棉花生产会议的内容而且提醒大家虫害控制(“虫的危害….·…像敌人一样正向我们侵略”)、除草、防范洪水和施肥的重要性。①在她职业生涯的这一时刻,劳动模范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对她们的成就及建议的价值的共识。而公开唤起她的背景已经不是必须;她的人生故事已成为公共财产,让人们理解和重视她有关劳动的箴言。

妇女是凭借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而被选为模范的,而非因为她们是忠实的妻子/贞节的寡妇
wife/chaste widow)。然而,如果个女人想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模范,她必须得到邻居的尊重;泼辣的妻子和淫荡的寡妇不会起到这样的效果。尤其当目标是将妇女拉出家庭范围内并参与到集体农业生产中时——一个与农村有关体面的概念格格不入的举措那些起到说服作用的劳动模范就必须同时是正直的典范。在这方面,曹竹香的忠实寡妇的形象,以及她即使在1949年之后仍拒绝考虑再婚建议的事迹,使她的家庭生活无可争议,也让她并未因妻子的职责而受到拖累,而且可为共和国的集
体化任务( collectiv projects)所利用。

类似于中国早期文本中的妇女,而不同于帝国晚期的妇女,人民共和国的劳模通常被卷入一项政治任务中—建设社会主义。不像早期的中国女英雄,她并非通过抓住某个当权者的注意力来参与到该项任务中去,尽管遇到了强大的男人—例如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见—是劳模故事的一部分。相反,如同帝国晚期的楷模,劳动模范是通过认真表现每日的劳动来实现她们的政治目标的,但这种表现不再发生在家庭领域内,而发生在其外( outside)。

在人民共和国早期的陕西,烈女不仅由国家唤起或由其邻居提名。她们必须被创造。如1951年民政局下达给地方官员的指令所言,劳动模范是被“训练和发现”的。①党和政府的干部是生产劳模的隐含的代理人。干部被分配到陕西农村连续生活和工作几个月(这个过程称为蹲点,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蹲在某一点上”),然后确定潜在的先进者,诱导她们担起领导角色,训练她们必要的技能。如果她们遭到反对,干部会支持她们,并推荐她们获得国家的认可。

如今,中国的20世纪50年代,因其已相隔足够久远,与当今的政治结构又有相当距离,而被视为历史学家的合理课题。追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事件的学者总能遇到丰富的文字记录。这是当时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政府的杰作:它下达指令,需索汇报,且乐于向广而又广的公众宣扬其成果及箴言。然而,我们能读到的与我们想知道的并非完全一致。在这样的空白中,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对农村妇女的无知。在关于扫盲、婚姻改革,及最重要的,动员集体生产的国家政策中,作为国家课题( state subject)的妇女( Woman)在书面记录中比比皆是。然而,妇女—那些有个人历史和独特轨迹,不仅在解放( Liberation)及解放以后偶尔表达热情而且具有持久力量的有名有姓的妇女( woman)-却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