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指出,二十一世纪政治科学尤其关注规则问题,即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如何在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中互动,公共事务须按照什么规则来运行等严肃问题。在“政权”和“治理”这两 …… [ 展开全部 ]
  • 作者:阎小骏
  •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定价:39.00
  • ISBN:75161938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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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治学所考虑的那些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历程的问题,粗略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发展的政治学,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治和政府过程;第二,民主与民主转型,包括对民主的不同定义、对民主转型道路的不同解释、民主转型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第三,政治制度和政权,即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组织的不同形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第四,政治社会学,即政权与社会的合作、冲突和互动,主要议题包括市民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认同等。本书对当代政治学的介绍,也正是从这四个主要维度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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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1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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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其他议会民主制政体,香港立法会所拥有的立法权、财政预算权和弹劾行政官员的权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譬如,《基本法》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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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1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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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两党制下的两大主要政党分别代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保守派要求保持政治现状、较少支持激进改革,要求限制政府的规模、维持小政府,希望减税、保护公民的经济自由,看重传统家庭价值,对移民持有警惕态度。自由派阵营则看重国家能力建设,要求政府积极管制、为民众提供高水准社会福利,主张增税以加强社会再分配来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及缩小贫富差距、建设福利国家,更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看重社会的多元化对新移民更加宽容。这种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分野在世界各国都可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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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2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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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加入到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的行列之中,逐步为公民提供范围较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其提供的社会福利几乎广泛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程度,以至于这些福利国家得到了“保姆国家”( nanny state)的称号。福利国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以很高的比例向国民征税,另一方面则以很高的标准向公民平等地提供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利用累进税制度对高收入阶层征收高税收,进而倾斜补贴那些在经济或社会上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群体,以达到“社会公平”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目标。不过,在近年的经济危机动荡之后,由国家以公共开支大量提供福利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希腊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例。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过程很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经济和市场扭曲。同时,国家的征税冲动可谓“由奢入俭难”,因为福利国家想花的钱永远比征收到的税更多;如若操作稍有不慎,转移支付的职能有可能严重伤害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并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赤字危机,从而引发其国内激烈的政治对峙和对抗,甚至触发民众街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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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2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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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采用民主还是威权政体,国家都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治理能力。不论“国家性”的“大”与“小”,“强”国家总能够提供比“弱国家更佳的治理结果。如果国家没有治理能力,那它注定一事无成,而空谈政体、国家“大”“小”则毫无意义;实际上,也只有在“强”国家里,国家治理才更有可能成功。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虽然这个远东大国告别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在名义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国家能力溃坏、国家机器赢弱,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未能完成发展任务。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程最直观地给我们以启示:在国家缺乏治理能力的时候,现代化进程有可能混乱失序、暴力丛生、内忧外患,根本无法实现人民理想中的民主、富强、自由的美好图景,而强政励治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不二法门。
不激不随 //怎么界定“足够”的国家能力?如果一个“大而强”的国家大到可以掌握一切,强到可以有效执行,如何避免它产生出自我保护并且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还是说,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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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 Bryan Caplan)更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通常具有四个方面的偏见:第一,公众舆论往往对市场持怀疑和批判作用,具有反市场的偏见;第二,公众舆论往往也对外国感者非本地人持有偏见;第三,公众舆论往往认为“行必果”,而很少认识到某些结构性社会问题未必一定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得到解决;第四,公众舆论往往对前景持有悲观态度。”因此,就治理面言,政府对于公众舆论不可不听,亦不可全听。政府决策必须立足于科学、立足于长远,兼听则明,不能简单化地唯民意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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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持何种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身份所指代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有赖于民主和法治制度的保障,亦有赖于国家积极创造公民得以行使自身权利的必需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公民身份中所蕴藏的积极政治参与的意涵,也要求公民不仅要履行自已的义务,亦应通过主动投身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帮助巩固现代政治制度和改善政府治理。现代政权和治理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政治冷感的公民群体;没有积极的公民参与,就没有高质素的政府管治。在21世纪的今天,公众政治参与同政府治理的成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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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进一步指出,在市民社会活跃度较低的地区更容易出现所谓“庇护一附庸网络”(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s)。他亦发现,市民社会活跃的地区更注重政治平等,其政治领导人也更愿意妥协。同时,在这些地区,市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是横向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政治领袖较为诚实,政治制度也较为平等。在治理绩效较差的地区,人们则较少参与市民社会生活,社会依照垂直的等级制度组织和展开,政治参与更多是源于私欲而非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政治权力分配很不平等,人们大多认为公共事务是精英和“他人”的义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觉得无力和受到剥削。帕特南认为,市民社会活跃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绩效的良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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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伯曼的理论观点而言,成熟、活跃与发达的市民社会和高水准的社会资本诚然是民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却绝不是充分条件。在社会资本之外,民主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制度化、统一和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的国家机器。国家的民主制度设计必须能够回应民意,使得人们对民主制度抱有信心;同时,制度化的国家机器必须足够强有力,有充分的能力去推行和巩固民主规则和民主秩序,惩罚那些拒绝和超越民主规则的政治玩家。国家须有能力完成民意所托付和宪法所要求的任务,根据法律规范约束市民社会的行为。如果只存在活跃的市民社会,而民主制度设计不佳且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那么充沛的“社会资本”、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组织就有可能导向灾难性的政治结果。
不激不随 //那么,在一个“限定条件”不充分的国家,是否有理由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后文中举例,限制条件还有诸如社会宽容、种族融合等关键因素。如果这些条件现实中未能实现,国家机器无法正常回应市民社会的声音,那国家机器有没有正当理由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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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如果这样,人们的良心又有何用?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不激不随 //——亨利·大卫·梭罗 《公民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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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他在青年时曾骑行摩托车横穿南美洲,目睹了种种贫穷和不平等,形成了革命信念。他在墨西哥城结识了卡斯楚兄弟,并参与了他们的武装革命,成为1959年成立的古巴新政权的领导人。在古巴政权中,他历任国家银行总裁、工业部长等。后因与菲德尔·卡斯楚的政见分歧,以及不满于许多革命者在建政之后的腐化,他于1965年离开古巴,前往世界各地继续他的革命理想。离开古巴后,他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试图在刚果的丛林里依照古巴经验组织游击队,然而却以失败告终。1966年,他前往玻利维亚领导当地的革命游击队伍。然而他的存在不仅招致玻利维亚政府的强力围剿,并且引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最终,切·格瓦拉在1967年10月受伤被俘,并迅速遭到秘密处决。切·格瓦拉死后被当作是理想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拒绝了革命胜利的腐蚀,而选择继续留在革命者的反抗行列中。他被视为第三世界的英雄、左翼革命的象征、流行文化的标志。切·格瓦拉作为革命者的形象在当代社会已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政治经历,而成为标志性的理想主义形象,代表着反叛现状、追求纯粹正义甚至是“酷”;他的形象激励了太多的人,也被印在太多的商业产品上。切·格瓦拉和他的传奇正是在革命中被赋予永恒的意义和被创造为革命精神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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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2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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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传统的最高政治权力而言,皇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有天命的支持,就没有“天子”的合法统治权。但天命的存续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拥有足够的道德信服力;其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亦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因而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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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于西欧——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不再依赖封建分封所产生的地理区域和臣属关系来建立国家共同体,而是在政治演进(尤其是在战争攻伐)中演化出人们之间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在这种共用的身份之上发展出权力机构,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没有身份认同,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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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或价值判断永远属于主观世界,而现代政治学希望探讨的则是客观规律和联系。因此,在实证主义统领下的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我们倾向于不相信任何政治行为体(无论个人还是集团)会仅仅基于其善意( good will)而采取政治行动;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任何商人出售给我们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提高我们的福祉,都是出于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参与市场交易,而非出于“利他”之动机。这种理性人假设——即理性个体的行为动机来源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和追求——也基本适用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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