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 Bryan Caplan)更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通常具有四个方面的偏见:第一,公众舆论往往对市场持怀疑和批判作用,具有反市场的偏见;第二,公众舆论往往也对外国感者非本地人持有偏见;第三,公众舆论往往认为“行必果”,而很少认识到某些结构性社会问题未必一定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得到解决;第四,公众舆论往往对前景持有悲观态度。”因此,就治理面言,政府对于公众舆论不可不听,亦不可全听。政府决策必须立足于科学、立足于长远,兼听则明,不能简单化地唯民意是从。

2009年发生在伊朗的群众性抗议运动更被直接称为“ Twitter革命”,在当年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中,官方宣布在任总统内贾德( Mahmoud Ahmadi- Nejad)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但是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 Abbas al- Musawi)认为选举存在严重舞弊,要求重选。从当年6月13日凌晨起,大批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要求政治改革。由于穆萨维以绿色作为竞选标志,示威群众大多身穿绿衣或者佩戴绿色头巾、丝带并且挥舞绿色旗帜表示对其的支持,因而这场抗议活动又被称为“绿色革命”。示威抗议活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蔓延到全国各地,最多时据称有300万人参与了示威。在这次运动中,网络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伊朗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管制互联网信息,封锁并驱逐社交媒体,但是伊朗民众仍利用代理服务器等方式,使用 Twitter、 Facebook、 You Tube等新兴的网络工具,将示威和政府镇压的实况报道给全世界。伊朗的“绿色革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在21世纪,技术进步为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罗伯特·达尔曾指出,在民主制度的发展史上,三种政治权利的落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包括:人民通过投票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人民被代表的权利,以及人民组织反对党在选举和议会活动中争取的权利。而最后一项权利的确立在达尔看来,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历史上出现得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