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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斯科特·安德森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72.00元
  • ISBN：750975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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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丘吉尔）
as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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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奧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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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从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偏僻角落发源,到17世纪初其疆域已经足以与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媲美:北至维也纳城下,南到阿拉伯半島最南端,从地中海西部的海岸一直到现代伊拉克的巴士拉港。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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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1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努力通过三项事业来把四分五裂的帝国联合起来: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呼唤帝国重新加入泛突厥世界(或称图兰主义)。这听起来都很不错,只是它们是互相矛盾的。
青年土耳其党的很多社会改革的进步性或许受到了世俗主义者和帝国的犹太人与基督徒少数派的支持,但同时却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另外,他们的言辞越来越具有极端的图兰主义色彩鼓舞了士耳其裔群众,却疏远了人口占多数的非土耳其裔民族,比如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至于打起伊斯兰卫道士的旗号,这显然能够赢得土耳其、库尔德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支持,其他人(包括人口相当多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虽然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但却给了每个群体忌惮和仇恨的理由。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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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黑暗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蹂躏才可以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相提并论。相比而言,在前一个世纪,大英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了五大洲,卷人了全球范围内约40场冲突—主要是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但也有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这样的大战——一共损失了约4万名军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将损失这个数字的20多倍。在1870~1871年灾难性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战场上伤亡约27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三周,法国的损失人数就达到了这么多。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处于服兵役年龄的男性人口将会损失13%,塞尔维亚的总人口将损失15%,而仅仅在1913~1915年的这两年之内,法国男性的预期年龄将从50岁锐减到27岁(41。这场血腥大屠杀的领导者将会对这些统计数字变得麻木不仁,以至于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在1916年发动索姆河攻势时—战役当天有5.8万协约国士兵伤亡,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会认为这些伤亡数字“不算严重”。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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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大帝国在兴兵作战时都面临着一个隐藏的巨大危险,那就是它的国境之内往往有很多群体不愿意和战争扯上任何关系。仗打得越久,破坏越大,这些群体就越满腹怨恨,也就越容易受到敌人的诺言和宣传的影响。欧洲的互相争斗的各大帝国在战争持续下去时都要纠结这个内在的危险,但欧洲人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虽然有时会很严重,但和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面对的问题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很简单,奥斯曼帝国是个多语言多民族的成分极其复杂的帝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取悦某个群体的行动都必然会疏离另一个群体。11月政府号召圣战就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号召在短期内激起了穆斯林青年的热情,但让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很多保守的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对青年土耳其党对土耳其人的偏向感到不满,所以对政府的圣战号召无动于衷,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政权在虚伪地打宗教牌。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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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在战争的第一年坐山观虎斗,但在1915年9月底终于加入德奥阵营。这意味着,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现在有了一条不间断的公路和铁路线,部队和武器可以迅速而轻松地调动。同时,英军高层终于接受了加里波利战役的惨败,开始悄悄地制定撤退计划。这两个事件的后果是,英属埃及有可能遭到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新一轮打击。为了阻挠这样的攻势,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盆地不仅能扰乱敌人的主要补给线,甚至可以将其完全切断,如果还能引发阿拉伯人在当地起义,土耳其人就将不得不面对一连串新问题。至还有一个理由能够支持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这要感谢杰马勒
帕夏反复无常的个性。杰马勒私下里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帕夏们的政策,允许安纳托利亚大屠杀的至少8万名亚美尼亚幸存者在叙利亚避难,并将很多亚美尼亚男子编入劳动营。这些难民和劳动营集中在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其中大约8000人在穿过阿玛努斯山和托罗斯山脉的铁路隧道工地上干活。就算这些亚美尼亚人对至少暂时救了他们性命的帕夏心存感激,在英军到来时也一定会把他们视为解放者,奔向他们的阵营。况且这还有助于公共关系—一劳伦斯对战争的这个方面一直非常敏感。英国将不计其数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从奴役或死亡魔爪下解放出来,将会是很好的宣传材料。,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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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季,英国在中东已经与多方缔结了多个互相矛盾和抵触的协约。谁要是想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倒是能方便地找到几个有力论据。
或许最显而易见的论据就是,古人云,在情场与战场大可以不择手段。到1916年5月,全欧洲范围内已经有数百万青年死亡，未来还将有更多人丧命;如果两面三刀和无法信守的虚假诺言能够推动战争早日结束,谁能反对呢?
还有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定义“独立”。这个词在今天的含义一目了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1916年却并非如此。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晚期的很多屈尊俯就的欧洲人来说,独立并不是说让土著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一种家长制:一轮新的“白人的负担”,即对土著民族进行教化,当然还有剥削,一直到他们在未来某个无法确定的时间对现代文明有了足够的理解,能够自立为止。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英国的大部分高级政治家这么想,欧洲所有国家的政治家恐怕都是这么想的——来说,“独立”与“委任统治”、“控制区”或“宗主权”之间的距离并不像其他人眼中那样是一道鸿沟。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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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抵达阿拉伯半岛以来,阿拉伯起义军和英国顾问的最高目标就是占领麦地那,那样的话就能让阿拉伯半岛摆脱长达4个世纪的土耳其统治,战场也就能北移。当前阻止土耳其人撤出麦地那的战斗让这个问题复杂了一些,但最终目标没有变。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来说,看到奧斯曼旗帜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城落下,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将打开通往其他胜利的道路。劳伦斯现在却主张不要去占领麦地那,既不用武力去攻打,也不要求它投降:“土耳其人在那里危害不到我们。如果将他们投入埃及的战俘营,我们还得提供粮食和警卫。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地留在麦地那,以及所有的偏远地区。”
根据劳伦斯的新想法,后续的正确战略是让土耳其人几乎无限期地留在麦地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应当像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将汉志铁路彻底摧毁,而是让土耳其人的补给线勉强维持,足以让麦地那守军支撑下去。这支守军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无力撤退或者发动进攻,于是就会变成俘虏,甚至比俘虏更妙,因为供养他们的负担仍然是在土耳其军队的肩膀上。
这种想法并不仅适用于麦地那。劳伦斯预计,如此剥夺麦地那守军战斗力之后,阿拉伯人可以将起义扩展到叙利亚,在那里继续执行这种战略:将有驻军的较大城镇让给土耳其人,而在乡间游击,自行选择目标,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不断扰乱敌人的补给线,直到土耳其人的存在被限制为阿拉伯解放海洋中的若干武装小岛。
这种让阿拉伯部队“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的想法产生之后,劳伦斯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地图上那个让他烦恼了两个多月的地点:亚喀巴。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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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史上所有致力于防守的军事指挥官们恼火的是,平民似乎有个习惯,就是待在家里不动,一直待到入侵的敌军兵临城下。然而一旦箭矢或者子弹或者导弹开始乱飞的时候,平民却开始拖家带口、携带着锅碗瓢盆,慌不择路地逃难。毫不奇怪,这种匆匆忙忙的大逃亡最常见的结果是,通往战场的所有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往往造成道路彻底瘫痪,守军很难将援军调上前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军队往往会预先将平民赶出可能成为战区的地方如果有必要,就用刺刀将平民驱逐出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半中,在西线战场,由于战线僵持不动,极少发生强制疏散平民的事情。但在东方,尤其是奥斯曼战线,这种事情却是司空见惯。
奥斯曼人很容易就运用起了这种政策,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几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历代苏丹都深知自己在军事上的相对劣势和帝国的多民族特性,因此多次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实施焦土政策,将某地区的居民全部连根拔起、彻底疏散,以防止他们私下里或者公开地与入侵者合作。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将所有可能为敌人所用的物资全部运走,运不走的东西就烧毁、砸毁或者下毒。
青年土耳其党在其他领域都是改革派,他们在1908年上台后没有理由去采纳这种旧传统;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事态发展太快,他们来不及这么做。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几乎所有参战的军队都将整群的平民强制驱逐,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是为了执行一个世纪后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政策。这场大规模的悲剧—数十万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被永久性地逐出祖先的家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却为1915年春季的一场更为残暴和致命的惨剧,即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立下了一个先例。虽然有着这场前不久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且杰马勒帕夏本人还努力去缓和亚美尼亚人的处境,但在1917年初,他自己的叙利亚领地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驱逐政策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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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拉伯人对政治伎俩也不是一无所知。费萨尔私下里已经知道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内容(这要感谢劳伦斯),所以他得知父亲同意的条件之后自然是无比震惊,很快就开始努力翻盘。5月28日,他向叙利亚人民发布了公开宣言,呼吁他们拿起武器,为阿拉伯独立而斗争,同时大力赞扬英国援助此项事业的努力。“毫无疑问,”费萨尔写道,“英国如此努力,唯一的目标就是看到世界上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府,由阿拉伯人建立和管理,其疆界保持完整,不受更改。”法国人也得到了类似的对待。费萨尔先是感谢了法国在过去在叙利亚的贡献,然后说:“我们非常感激法国
与其盟友一道,承认了我们的独立。”
赛克斯在吉达打的哑谜没有带来谅解和一致,却愈发加深了阿拉伯人和协约国在中东的意图之间的鸿沟,这个分裂很快就将带来极端丑恶而影响深远的后果。其间,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重拾他们最熟悉的策略:清静无为,静观其变,寄希望于一切都会好起来。人们发现费萨尔的宣言与几天前达成的协议差异非常明显,于是去问赛克斯,这是怎么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这只是阿拉伯人的宣传手段,受众只是阿拉伯人。克莱顿最后终于有机会向赛克斯转达了威尔逊和纽科姆的抱怨,但赛克斯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免责条款。“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他如此评论侯赛因明显的不明真相,“因为我认为局面会变得太重大,他会掌控不了,最终他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出局。”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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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已经很难完全理解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多么乡土气和褊狭的国家。它的常备军是德国军队的1/20,甚至还不如欧洲的一些小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葡萄牙。1917年,国务院在华盛顿的整个总部只占据了一栋六层楼房(在白宫隔壁)的一翼,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指挥机构也在这栋楼里办公。
除了这些例子之外,以下这一点或许更值得注意:在战争的余下岁月里,美国在中东的全部情报工作—一包括分析军事战略和地区性政治策略、会见未来的国家元首、搜集不利于敌国和友邦政府的秘密—将由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完成,而且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外交或情报工作的训练。威廉·耶鲁自己还能想出自己的其他一些缺陷:“我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我不懂历史哲学,不会阐释解读,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和功能了解甚少。”
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让他感到过分的焦虑不安。这是敢干肯干的美国精神的例证,威廉·耶鲁具有在他的同胞当中很普遍的信念,即无知和缺乏经验或许其实是个长处,因为它们可能会激发出“原创性和大无畏”。如果的确如此,他很可能会成为中东的一支
重要力量。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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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游击战士们都会发现,对敌人实施打了就跑的打击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镇并防守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的游击和反游击专家指出,这个过程需要“争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这里没有人心可以去争取。事实上,任何被卷入游击战区域的平民的核心问题是:活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投靠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这一方做不到这一点,那时平民就会转投另一方。在这场极其原始的斗争中,对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呼吁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获得平民“忠诚”的办法就是为其提供保护,或者对其实施恐怖震慑,或者二者结合。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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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
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赢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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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1918年以来,“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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