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抵达阿拉伯半岛以来,阿拉伯起义军和英国顾问的最高目标就是占领麦地那,那样的话就能让阿拉伯半岛摆脱长达4个世纪的土耳其统治,战场也就能北移。当前阻止土耳其人撤出麦地那的战斗让这个问题复杂了一些,但最终目标没有变。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来说,看到奧斯曼旗帜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城落下,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将打开通往其他胜利的道路。劳伦斯现在却主张不要去占领麦地那,既不用武力去攻打,也不要求它投降:“土耳其人在那里危害不到我们。如果将他们投入埃及的战俘营,我们还得提供粮食和警卫。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地留在麦地那,以及所有的偏远地区。”
根据劳伦斯的新想法,后续的正确战略是让土耳其人几乎无限期地留在麦地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应当像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将汉志铁路彻底摧毁,而是让土耳其人的补给线勉强维持,足以让麦地那守军支撑下去。这支守军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无力撤退或者发动进攻,于是就会变成俘虏,甚至比俘虏更妙,因为供养他们的负担仍然是在土耳其军队的肩膀上。
这种想法并不仅适用于麦地那。劳伦斯预计,如此剥夺麦地那守军战斗力之后,阿拉伯人可以将起义扩展到叙利亚,在那里继续执行这种战略:将有驻军的较大城镇让给土耳其人,而在乡间游击,自行选择目标,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不断扰乱敌人的补给线,直到土耳其人的存在被限制为阿拉伯解放海洋中的若干武装小岛。
这种让阿拉伯部队“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的想法产生之后,劳伦斯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地图上那个让他烦恼了两个多月的地点:亚喀巴。

问题核心是,面对土耳其军队,阿拉伯起义军究竟能做些什么。自起义爆发以来被派往汉志的几乎所有英国顾问都对阿拉伯人的战斗力非常鄙夷。的确,劳伦斯也多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他自已也说过,掘壕据守的一个连土耳其士兵就能将整个起义军打得抱头鼠窜。
劳伦斯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问题不仅是它拿欧洲的战争标准来衡量阿拉伯人—这些标准完全不适用于阿拉伯的地形,还有那些顾问们盲目地忽略了地形能够带来的巨大优势。换句话说,就是空间:大约14万平方英里的开阔地。
“土耳其人怎么能守得住这么大的空间呢?”劳伦斯问道,“如果我们像一支常规军队那样旌旗招展地去进攻的话,他们无疑会建设一条战壕线。但假如我们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观念,一种无形之物,无懈可击,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呢?……大多数战争都是接触战,双方努力互相接触,避免战术上的奇袭。我们的战争应当是一场脱离接触的战争。我们要用广袤无垠的未知沙漠的沉默威胁来遏制敌人,在我们真正进攻之前不要暴露自己。”
当时的观念陈腐老朽的英国军方或许对这种观念很陌生,但它并不真正新鲜,而是有史以来战争中较弱的一方惯常使用的经典战略。毕竟,如果你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径直向敌人猛冲只能确保你早一点进坟墓或者坐到投降谈判桌前。独特之处在于,劳伦斯将其应用于阿拉伯战争。

这种说法是劳伦斯的传记作者们——至少那些推崇他的人——非常愿意接受的。但如果这么做,他们就忽略了T.E.劳伦斯一生最重要也最有趣的谜题之一。他在阿拉伯半岛待了还不到4个月,怎么会如此认同阿拉伯事业,甚至愿意背叛自己祖国的秘密来辅佐这项事业,事实上是将自己忠诚的对象从祖国转移到了一个他几乎还不熟悉的民族?
部分原因肯定是植根于一种特别的英国人的荣誉感。在1917年,英国统治阶级或许比欧洲其他参战国在更大程度上仍然坚守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观念。在少数知道自己政府在中东的秘密政策—英国政府鼓励阿拉伯人为了一纸空文的诺言去卖命,而这个诺言注定不会兑现—的英国外交官和军人当中,很多人认为这项政策是极其可耻的,冒犯了英国的尊严。劳伦斯身处阿拉伯人抛头颇洒热血的第一线,所以很可能感触更深,但对可耻政策感到义愤填膺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源于他童年时代幻想的复苏。劳伦斯写道:“我在牛津市立学校的时候曾梦想,在我有生之年,尽快建成时代不可阻挡地带给我们的那个新亚洲。”在阿拉伯半岛,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为自己幼时阅读的书籍中的游侠骑士,去解放一个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于是他有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远远超越任何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或者对一个日益显得无用和落伍的帝国的忠诚。

在1917年的英国军队,正如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战时军队一样,将秘密协定泄露给第三方的行为是严重的叛国,犯下这柱罪行的人如果不被枪决的话,也肯定会坐穿牢底。但就在2月初的一天,在沃季赫,劳伦斯把费萨尔拉到一边,向他告知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存在及其主要的重点。
劳伦斯显然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因为他随后花了很大努力去毁灭证据。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及多位传记作者询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语焉不详,不肯说清楚自己是在何时得知《赛克斯一皮科协定》,以及自己对其具体细节知晓多少,并暗示说自已当时不可能告诉费萨尔很多东西。事实上,《赛克斯一皮科协定》并不复杂,只有3页纸。到1916年1月,协定文本在开罗的情报机构中传播开,至少这时劳伦斯应该已经对它非常熟悉了。
类似地,在《智慧的七柱》中,他故意窜改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说他在开罗会见布雷蒙之后匆匆返回沃季赫是为了向费萨尔警告法国人的计划——“布雷蒙最后阴险地说,无论如何,他要去沃季赫把亚喀巴计划告诉费萨尔。”劳伦斯却故意没说,布雷蒙在4天前就已经把计划告诉费萨尔了。据推测,劳伦斯这么做的目的是,假如他在这个关口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一皮科协定》的事情在将来东窗事发,他就可以辩解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破坏奸诈的法国人的努力。在战后英国的读者和官员们看来,这种反法情绪是远远更让人愉快的解释,他的行为也就不算是叛国,而是完全
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敬仰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