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丘吉尔）

当下我的感觉仅仅是困惑。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

但或许，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再也不用去想它。从劳伦斯在战后给朋友的很多信中，以及他向当时的传记作者发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而悲哀地看到，他有着当时所谓的“炮弹休克”的很多症状。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不断受到噩梦的困扰，多次陷入极其严重的抑郁——其中有几次甚至已经考虑自杀——并逐渐与很多先前的朋友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要独处。
他在战场上的行动或许为他遭受的这种持续折磨埋下了伏笔。在孩提时代，他曾痴迷于亚瑟王宫廷和骑士法则的故事，梦想过上英雄的生活。但在现实的战争中，劳伦斯却目睹了人被炸成碎片（常常是他自己的爆破造成的），将伤员丢弃等死，还命令屠杀战俘。正如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有思想的人一样，劳伦斯在战场上发现，片刻的英雄主义行为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战争的积累体验、它的日常的残酷，却与当英雄的想法完全对立。

他现在的建议是：“不管谁接管叙利亚，都应当认识到，与其让欧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当地人什么也学不到，不如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的一团糟但是有改进的前景，因为那样才是更真实的进步。”这话简直与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如出一辙。

美国总统喜爱整洁的有条不紊的清单——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又提出了“四大原则”和“四项目标”，最后是“五点问题”——这暗示了他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无数棘手难题解决起来都很简单，只消将它们分解，然后用近似数学的方法就能轻松搞定。

但不管这个情节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让劳伦斯“羞耻之心更甚于愤怒，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是正确的；任何推动弱者发动起义、战胜自己主子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
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始终感到被自己在战时的所见和所为污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洁净”的斗争中，常常自我克制和对自己实行暴力——这种暴力比那个少校的耳光严重得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

在很深的程度上——这种程度之深，劳伦斯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理解——他已经在自己的脑海中将这场战争幻化为达霍姆的形象。就是为了这个叙利亚少年和他的未来，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现在达霍姆死了，激励劳伦斯奋斗的许多东西也就随风飘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献词中的神秘的S.A的真实身份——达霍姆的真名是萨利姆·阿里，但该书卷首诗的最初几节强有力地佐证了劳伦斯得知达霍姆死讯的时间和此时对他的影响：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中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会为我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死神）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

你难道没有感到，我们无须用语言表达，也一直爱着你？我不得不这样写信，感到自己是个可鄙的虫豸。如果你知道，人若是对事情深刻地思考，就宁愿死也不愿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