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1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努力通过三项事业来把四分五裂的帝国联合起来: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呼唤帝国重新加入泛突厥世界(或称图兰主义)。这听起来都很不错,只是它们是互相矛盾的。
青年土耳其党的很多社会改革的进步性或许受到了世俗主义者和帝国的犹太人与基督徒少数派的支持,但同时却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另外,他们的言辞越来越具有极端的图兰主义色彩鼓舞了士耳其裔群众,却疏远了人口占多数的非土耳其裔民族,比如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至于打起伊斯兰卫道士的旗号,这显然能够赢得土耳其、库尔德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支持,其他人(包括人口相当多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虽然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但却给了每个群体忌惮和仇恨的理由。

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早就被敲响了。奥斯曼帝国延续了近五个世纪,主要是因为它允许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在很大程度上自治,只要缴纳赋税,并向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效忠即可。19世纪,由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和通信与贸易的快速进步,这种体制开始分崩离析。世界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欧洲的工业国力量猛增,而本质上是靠温和地忽视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存活的帝国已经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到19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了“欧洲的病夫”。崛起中的西方列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它的彻底崩溃。

19世纪末互相争斗、不择手段的欧洲列强越来越倾向于将外交视为一种零和博弈——自己的两个竞争者之间如果达成了任何协议,都被认为是自已的直接损失,或者是对自己的威胁——但在威廉二世的疑心极重、偏执妄想的德国,这种倾向特别明显。纵观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友好的迹象越来越清晰——这三国的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德国的快速军事化感到恐惧——于是,“包围”在柏林越来越成了一个流行词。为了躲避竞争对手边是法国和英国,另一边是俄国—的包围,腹背受敌的德国需要在远方寻找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空间。希望最大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治下的东方。1898年,德皇以盛大的排场巡游了奥斯曼世界,所到之处都受到最高规格的欢迎和款待。于是,向东方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流行。对爱国的年轻德国人来说,近东一下子变成了值得向往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