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
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赢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在努力安抚阿拉伯人(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接管他们的土地)的同时,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将巴勒斯坦山头林立的犹太人团体联合到犹太复国主义大旗下。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贝尔福宣言》之后巴勒斯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他们要告诉阿拉伯人的话的反面。除此之外,还有在该地区的英国军官和政治官员要对付。即便那些对《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的英国官员也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意外情况,是英国的一个新承诺,要与已经对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做
出的承诺竞争一番。在“堪培拉”号的会客室内,魏茨曼大手一挥,泛泛地讲了如何执行这个复杂的计划。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给英国官员制造麻烦,就会丧失他们的支持,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安抚阿拉伯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哈伊姆·魏茨曼在这个语境下说的“委员会”指的是他自己——将公开而持续地发表宣言,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意于战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打算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全部收购。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当局最近发布的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只是在寻求机会帮助那些希望重返祖先家园的犹太人完成心愿,与该地区的其他宗教团体或民族携手参加政治和经济发展。
至少公开的信息是这样。魏茨曼继续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积极地鼓励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储备资金,一旦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被解除,就立刻开始买地。他们绝不会放弃最终的目标—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现在就大张旗鼓
地公开宣扬是没有好处的。

在耶鲁和劳伦斯会谈的同一周,在3月14日晚上,“堪培拉号停泊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的码头,十几个人聚集在这艘船的会客室内。其中9人是一个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组织的成员,而另外两人是英国政府的联络员,或者“看护者”,任务是协助这群人的工作,并对其加以监视。这次会议是战前的战略动员会,因为在次日早上,“堪培拉”号(一艘改装过的澳大利亚轮船)将驶往埃及,那里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中东的历史性使命的起点。
在他们面前解释任务的是英国保守党议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他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支持者,现在和马克·赛克斯一起在英国战时内阁的近东委员会任职。在《贝尔福宣言》公布之后的四个月里,阿拉伯人对它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奥姆斯比一戈尔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向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社区领袖保证,他们不必害怕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
随后,前往埃及的代表团的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他为该任务设定的“一个首要原则”,即“在战争结束前,阿拉伯人在军事上是英国政府的一项资产。但在战后,他们却可能是包袱”。换句话说,要与敌对者正面对抗,现在还不是时候。目标应当是安抚对手,保持冷静,韬光养晦,等待未来的时机。

它或许是个骗局,或许是场闹剧,但没人能说我在其中演得不好。
——T.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自己在阿拉伯
起义中扮演的角色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