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常被人忽视的是,我们并非为变成道德人而学习伦理道德,我们首先是要做点儿什么,为了做点儿什么做成什么而学习伦理道德。就像我们学习语汇语法是为了说话。
在这个重要意义上,学习伦理生活不如被视作外化:我们天生有着种种欲望与冲动,然而,在人类社会中,只有进入一个既有的伦理生活系统,这些欲望和冲动才能得到表达和实现。行为、行动端连结于欲望与冲动,一端连结于伦理系统。说话总是用某种语言说话,我们本来是在说一件事情,但同时就展现了用来说话的语言系统。有德之行在做事的同时,也在展现这个伦理系统。伦理行为不仅要求取某种结果,它同时也是一种表达伦理行为与一般行为的区别之一,正在于伦理行为总是有所表达的。有德之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率性做他的事情,就已经在表达这个“外在的”规矩系统。

“服从权威”不同于“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权力完全意在取效,如果不服从权力也能获得同样的收益,没有人愿意服从权
力。而我们服从权威,缘于我们对一个业行的热情,缘于我们想要在这个业行中做得优秀的荣誉感。我越是希望成为优秀的实践者,我就越发体会到权威的力量。粗说,一个人的权力来自他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而威望则来自他的成就——这包括其成果的外向效用,但更在于其成果的内向效用,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一个传统自身的发展。威望在威望者身上,权力则在权力者所占的位置上。威望者凝聚传统,保障传统的自主性,而权力则瓦解传统。

传统的瓦解以及相伴而生的个人原子化过程,如伊格尔顿所言,“所有这些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解放。”①有些论者,如波斯纳,则为职业化—尤其是司法领域的职业化—取代行业传统,感到鼓舞。②
解放是连同意义的不确定性一起到来的/职业化是连同祛魅一起到来的,喜也罢,叹也罢,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是我们不得不采纳的态度。
……人们把主要精力用于反思传统的美点以图弘扬,所显示的差不多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死去的传统。一个充满活力的传统不在于从它那里可以搜求多少美点,而在于它不断赋予承传者以力量,使他们能够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现实问题。……华夏传统若真有生命力,它就要能让这个传统中人不断创造出优秀的当代诗歌、艺术、哲思,在各个领域中面对“共同问题”提出富有特色的方案,它们不必是压倒其他方案的最优方案,却为人类在地球村能够健康地共同生活所不可或缺。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 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穷理是文字时代/理性时代的一般需求,往往,与其问“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穷理是怎么来的”。理性时代人凡事要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勇敢本来是天生的美德,但到孔子、孟子那里,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那里,把勇敢与知联系到一起却是自然而然之事—勇不同于鲁莽灭裂,因为勇连结于知畏知怕。若我们坚持用“有什么用”来追问伦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