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法国史学刊物《历史评论》创刊,其创办者摩诺在发刊词中将德国赞誉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学实验室”。①10年后,《英国历史评论》问世,它的第一篇论文是阿克顿勋爵的《德国历史学派》。我们知道,这两份著名的刊物都是以1844年德国人创办的《历史学
杂志》为楷模的。2这些事实足以表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对历史研究专业化的重大意义
阿克顿在《德国历史学派》中指出,德国的历史学家广泛介入政治生活,他们将历史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历史营造出比法律还强大的舆论。③1899年,摩诺的学生、法国人
安托万·基扬在自己的论著《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中更为鲜明地指出了19世纪德国历
史学的政治和思想内涵。④像很多评论者一样,基扬对德国历史学的学术成就和科学精神
评价很高,但是,与当时很多法国人不同的是,他不认为德国人是公正的历史学者,我们错
了,他们的学术欺骗了我们”。他分析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的五位代表人物——尼布尔
兰克、蒙森、聚贝尔和特赖奇克,并以这样一句话结束自己的评论:“靠欺骗和谎言维系的东

作者在该书序言的后半部分已经十分清晰地陈述了自己对于德意志历史学派(实际上他指的是小德意志派的史学家,即普鲁士历史学派)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很多方面与后者是对立的。比如权利观念,基扬倾向于强调权利是在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批判中产生的,他反对一味地从历史中为现存权利(这种权利也可能是某种弊端)寻找依据。换句话说,他更喜欢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当涉及历史评判时,他抨击德国历史学家们的现实主义立场,而倾向于认为历史学家应采取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他的言论当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这种遗产恰恰是德国的历史学派所要否定的。我认为,基扬对这几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论述,几乎可以视为他对“历史主义”的评判,他的见解与后世论者无论是历史主义的批判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人有着惊人的一致。虽然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今天,这种学说的某些核心意识仍以变形的方式隐藏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论争中。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德国历史主义还直接涉及史学研究的道德立场问题。因此本人想在这里谈一些粗浅甚或不恰当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并指正。

对战败的法国来说,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土地,它还感到自己的文明受到了威胁,它对自已文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这首先表现在政治观念中。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是普世的,如米什莱认为,法国有为
其他民族带去自由的使命;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个别化的,它源自某种自卑情结,是在外来的压迫下催生的,并在对抗、特别是同法国的对抗中发展。在19世纪,曾十分贴近于法国人思想观念的莱布尼茨和康德的理想主义,已经被黑格尔主义取代,历史学家们在聚贝尔和特赖奇克的带领下为民族统一、为反对法国而斗争。从思想根源上说,法国的理想和德国的理想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尊奉理性主义,倾向于否认各民族之间的特殊差异,后者是浪漫主义的,它植根于原始的、不可遏制的日耳曼特性之上。获胜的德国能取代法国,成为各民族精神上的领袖吗?这个问题不安地撞击着法国人的思想深处。基扬的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这场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响。

这本书发表于1899年,正值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考虑到作者的法国背景,我们必须回想到1870年普法战争给法国思想界带来的冲击击。虽然一些文化史专家认为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影响非常小,但政治
史家的看法大不相同。这场战争对法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只是法德关系的演变。普法战争前,法国思想界洋溢着某种普遍的乐观主义精神,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文明充满信心,并认为它毫无疑问地居于欧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认为祖国和普遍的人道主义密不可分,换言之,他们是普世主义者。不过他们很少关心德国,在他们的想象中,德国人是诚实的、爱沉思和幻想的民族,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德国怀有好感。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那样,19世纪的德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迁,启蒙时代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康德的德国变成了一个讲求实际、甚至为了实际目标而不惜耍弄手腕的德国,俾斯麦就是这个新德国最完美的化身。德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它的历史学家们积极投身最为广阔和现实的政治生活,朱利安·本达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时已经在德国出现。但是,除了埃德加·基内和帕拉多尔·普雷沃斯特之外,法国思想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德国的潜在威胁,当普法战争到来时,法国人几乎不怀疑他们的国家会赢得战争。

《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的英文本在1915年问世后,美国历史学家绍特韦尔评论说,这是一部“出色的著作”,并认为它避免了作者在书中谴责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另一位评论者说,所有历史学教师和作者都应当逐行阅读该著,因为它提供了珍贵的告诫和警示。当然,这些话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今天的读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译者认为,不管我们的具体评判如何,该著一个很大的价值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德意志历史学派的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背景;我们对德国历史学家的认识不再是抽象的方法论上的,他们是有情感和抱负的个体,甚至他们的文字风格也各具特色。另外,鉴于作者对德国历史学家的某些严厉批判、特别是他在结论中的不安的预言——不幸的是,他的预言某种程度上应验了——译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对该著的时代背景、对德意志历史学派和历史主义说上几句,权当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