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5-27
文化批评往何处去
文化批评基于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它是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事务和公共政治的公民行为；它剖析、评价与“共同的善”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观念和群体价值，难免会触及“不方便”的政治敏感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徐贲
-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定价：30.00元
- ISBN：978754634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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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体系中,公共知识分子“被分配”的角色,是人类灾难的记忆者,社会疾病的探案者,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掌握说出真相的技术和工具。这还不够,还需要他们时时打开良知的阀门。他们秉持批判立场言说,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对抗,也不是迎合权力和“民意”。他们存在的状况,很能测试一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他们存在本身,也考验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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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理性”好比是个手脚健壮的盲人,而“欲望”则是一个双足瘫痪的明目人。这二者必须互相配合行事,缺一不可。欲望骑在理性的肩头,理性按欲望指出的方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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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消极认同论的民族文化观还具有一种“泛文化主义”倾向。“泛文化主义”指的是脱离政治社会结构条件来泛泛而谈文化,这种对文化的非政治化和非社会化必然导致文化议题的琐屑化、经验化。“文化”因此沦为一种情调和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再是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有关的认识和价值的中介力量。我们可以看到,非政治的泛文化情调充斥在目前的一些对所谓“茶文化”、“筷子文化”、“竹文化”、“豆腐文化”的自恋情绪之中,助长了文化共同体身份认同中的初级因素认同倾向。泛文化主义消解了文化讨论应有的共同体价值评估和构建作用,把纯文化的“自我肯定”与包括政治社会体制在内的共同体“自我完善”割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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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斯伯建议将文化研究“完全置入环境”来考察。他从三个层次上来讨论文化研究的环境性。首先,文化研究的“文化”这个概念跨越了“群体”(社会形态)、“整体”(生活的整体方式)和“审美”(表现实践)。文化研究总是在“文化”这个暧昧不明的领域中进行,拒绝把现实还原为某些单纯的表现形式。第二,对文化研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文化,而且还有“文化和权力的关系”。文化研究要起作用就非得先明了自己介人的领域是什么。第三,文化“文本”本身就是多重因果效应的汇集点,它可以起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效果,全看运用者如何将它与特定环境的需要联系起来,“脱离了环境,(理论)也就无所谓存在或本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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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文化讨论也产生了一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思相议题,“大众文化讨论”便是其中之一。回顾90年代,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包括它与统治权力既顺从又反抗的特点,似乎变得更为清晰。
随着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矛盾、对立的加深,文化精英否定大众的文化价值,以文化差异来忽略和掩饰精英与大众的其他实质性冲突矛盾,变得越发不可取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精英们已经成为体制中人,不少正在积极扮演体制卫士和辩护人的角色。精英的在上,群众的在下,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而且还与物质分配、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等等的不平等密切相关。用筒单的文化区分来掩盖其他区分的重要性,这样的区分观念在今天的中国远远不能准确地反映实质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