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宏大的地缘政治观要求简单化、集权化甚至个人化,如果它要战胜官僚机构体系内的分散和惰性趋势的话。然而,如此的代价是对大国关系以外的问题漠不关心,然后当这些问题变得过于严重、以至不能再被忽视时,便倾向于强加大国解决方案。无论基辛格做出了多大努力激活遏制概念并使之合理化,在他心目中那仍旧是一种旨在限制苏联扩展势力的战略。如此,它提供的思想关注不足以应付该领域以外越来越多的问题。

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完全成功地将意识形态从他们对于威胁的估算中清除出去。与既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不会被允许阻挡由均势考虑决定的携手协作,但行政当局不准备容忍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胜利,即使它采取当地的和独立的形态。蒙羞受辱的危险、向真正的敌人表现出软弱的危险太大,以致不能默认这胜利,哪怕是表面的胜利也不行。

自1950年起,美国各届行政当局一直习惯于按照看似存在的对美国的威胁来界定利益,而不是按照某种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安全必需的、独立推导出来的标准来这么做。“遏制共产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而不管共产主义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究竟可能以什么方式在事实上挑战美国的安全。威胁已被听任来决定利益,而不是相反。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其多极世界秩序概念所做的,是形成一种独立于威胁的利益观念,然后根据利益来界定威胁。既然这些利益需要的是均衡而非意识形态一贯性,既然美国独自实现均衡的手段有限,因而美国当能可行地与社会制度不同甚而可厌的国家协作,只要它们在抗击对全球稳定的挑战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然而,白宫的新主人是理查德·尼克松,而且他
选择亨利·基辛格博士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事实将两个新因素导人了局势。一是意识形态僵硬与政治实用主义在尼克松那里的独特结合:前者奇特地促成了后者。尼克松多年来一直是如此坚定的反共分子,而如今的灵活性则带有政治家的风度而非软弱姑息的气味,从而给了他更大的行动自由,甚于同他竞争总统职位的自由派人物所能期望的。另一个新因素是基辛格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思想方式。

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算计的关系,然而这意味着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算计和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这
同等的关注如果算计变得比被算计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就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战略,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战略。因而,“灵活反应”有了出乎意外的遗产:不是“微调”,而是笨拙的过度反应;不是协调,而是分寸大乱;不是战略精确,而是到头来战略缺失。

然而事实上,在多年里那些前提假设已逐渐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凯南强调要区分至关紧要的利益与边缘利益,区分对这些利益的各类不同威胁,区分在可供使用的手段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可行反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却未做这样的区分。凯南试图依靠在精心选择了的关键地区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杠杆来维持全球均势,约翰逊到1965年却已在一个由敌手选择的地区差不多完全依靠武力的使用。凯南希望驾驭民族主义力量,甚至在这力量由共产党人充当的地方,以遏制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影响,约翰逊却力图反对共产主义,哪怕在它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地方,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性。不仅如此,还有讽刺性的最后一项转变:约翰逊和后来的尼克松为了使美国解脱它自己的战略使之陷入的困境,变得以令人可悲的一贯性依赖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正是原本的遏制目标。

因此,行政当局十分强调校准或日“微调”,即确保所采取的行动与形势相适应,并且十分强调整合,即以协调和目的明确的方式,将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应用于手头的任务。这些倾向可见于对肯尼迪的战略而言全都至关紧要的六大领域,它们是:(1)支持常规和非常规的军事能力;(2)增加战略导弹,这甚至在“导弹差距”神话被曝光以后仍在进行;(3)重新努力巩固同盟;(4)开始重视非军事的遏制手段;(5)试图更有效地经管对防务至关紧要的国内资源;(6)扩展艾森豪威尔的较早努力,开拓可能与苏联人谈判的领域。

至此为止,遏制战略交替地基于对称反应和不对称反应概念。凯南和杜勒斯都主张不对称反应,即不一定在它们发生的层次上抗击对均势的挑战,而是在最利于以美国之长克敌之短的场所、用最利于如此的手段来这么做。受青睐的手段对凯南而言是经济援助,对杜勒斯而言则是核威慑。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的作者和后来批评“新面貌”战略的民主党人都质疑不对称反应,理由是它提供的手段不足以回应多种多样的不同威胁。由于记住了这些质疑,肯尼迪政府在制定一种适于其利益观和威胁观的战略的时候,回到对称反应,将其当做理想的办法。

尽管有些断续,但这仍然是一位美国总统就所有战后行政首脑相信、但很少言明的下述法则做出的最精确解说:美国的利益不在于重塑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中制衡权势;民族主义只要反映自决原则,就不对美国体制构成威胁;因而,与它的较专制的对手们相比,美国能够较容易地同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协调相容。

可以回想起,凯南遏制战略的第一阶段是恢复均势,它由于德日两国的战败和苏联势力与此同时在欧亚两洲的扩展而成为大不稳定的。凯南开出这一处方的依据在于对美国安全利益的一种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界定:所需的并非按照美国的面貌改造世界,而只是维护其多样性,挫败按照别国面貌改造世界的企图。
凯南战略的第二阶段,是争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分裂。立足于这样的假设即共产主义不是或者不必是独立现象。
凯南战略的第三阶段,是试图导致苏联的国际关系理念到时候发生变化,亦即使苏联领导人确信,学会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生活,要比力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更能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总之,可以说杜鲁门政府少有折扣地实施了凯南战略的第一阶段。普遍主义被放弃;“周线”防御被推迟;经济和技术手段得到了有选择的、非对称的使用,以便在那些未被苏联人控制的工业一军事力量中心确立至少是某种程度的自信,如果不是自给自足。

这一显著的欠缺表明,将需要某种不只是“耐心和坚定”的东西:要么手段必须予以扩充,以适合利益(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境况,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前景),要么(较多可能地)利益规定将不得不予以收缩,以适合手段。后者便是事实上在1947年春季期间发生的。这个时期意义重大,不是因为美国在其间承担了新的义务,而是因为它从此开始对它已经承担的义务进行区分。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手段有限这一生硬的现实再次迫使人区分至关紧要的利益与边缘性
的利益。然而,这个任务要求的不只是一套态度
套“耐心和坚定”大致归结成的东西;它需要的是一个战略,像所有成功的战略必需的那样,基于资源与目标之间经过谋算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环境中,“遏制”概念开始发育,而且它的主要构筑师—乔治·F.凯南的事业也随之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