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有关心理或疯狂的信念乘虚而入。

我们对近乎乌托邦幻想式的健康保障的追逐过程中,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大公司的市场部门掌控了我们获得自由所需的真正工具:科研中的真实客观。

大岛父母的律师的辩论词称,他的工作压力、长时间的加班导致他患上了最终促成自杀的抑郁症。这种形式的抑郁症与日本心理学文献中记载的内源性抑郁有所不同,因为它不是大岛的大脑遗传异常造成的;相反,它是来自他的生活和环境触发。这是一种可能攻击任何
人的抑郁症。

一位著名的日本精神药剂学家这样形容各类型药物如何与不同的文化叙事相辅相成抑或背道而驰：

“日本的文化系统更加谦卑且彼此合作一人们更多地协作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安非他命的问题要比苯二氮卓类药物( Benzodiazepines)严重得多;我们对改变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也更敏感于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夸张行为。镇静类药物在日本人眼中就比较没有问题……日本人宁可选择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刺激的药物,比如,百忧解。”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正如洛克表明的,一个文化所认定的病态通常就是它所宣扬的价值观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