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有关心理或疯狂的信念乘虚而入。

我们对近乎乌托邦幻想式的健康保障的追逐过程中,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大公司的市场部门掌控了我们获得自由所需的真正工具:科研中的真实客观。

大岛父母的律师的辩论词称,他的工作压力、长时间的加班导致他患上了最终促成自杀的抑郁症。这种形式的抑郁症与日本心理学文献中记载的内源性抑郁有所不同,因为它不是大岛的大脑遗传异常造成的;相反,它是来自他的生活和环境触发。这是一种可能攻击任何
人的抑郁症。

一位著名的日本精神药剂学家这样形容各类型药物如何与不同的文化叙事相辅相成抑或背道而驰：

“日本的文化系统更加谦卑且彼此合作一人们更多地协作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安非他命的问题要比苯二氮卓类药物( Benzodiazepines)严重得多;我们对改变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也更敏感于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夸张行为。镇静类药物在日本人眼中就比较没有问题……日本人宁可选择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刺激的药物,比如,百忧解。”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正如洛克表明的,一个文化所认定的病态通常就是它所宣扬的价值观的反面。

正如科迈尔所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常常以感伤忧郁的状态为理想、可羡的文化。

深深的悲伤感觉常常在电视剧、电影和流行歌曲当中被敬仰尊崇。科迈尔注意到的是,yuts(忧郁)以及其他形态的感伤、悲哀,被人们认为是by”就是说,艰难困苦能塑造一个人的品格。

那些会被我们病理化的感受,在日本常常被认为是道德意义的来源或者是自我认知的感受。他与其他学者都把这种对痛苦的崇敬联系到佛教的信仰上：

后者始终认为,相比于转瞬即逝的欢乐,苦难才是人生体验中更加长久不变的真实。

在这段时期,最符合现代抑郁概念的词应该Utsusho(日本传统的“抑郁概念),形容生命力量或者“气郁结凝滞的状况。

这种郁结或堵塞可以来自于综合了情绪、社会冲突、失丧或者身体生理变化等的多种原因。但是严格来说, Utsusho并不被视为一种疾病。从当时的热门书籍和作看来,U常常被形容为一种非病理的一相的一种受人尊敬的心灵境界。受之苦的人不会被视为病人,也不见得去求医问药;相反,普遍接受的是当事者去寻找自己痛苦里面的社会和道德意义。

的确,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是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的这种,在文化上是最特殊的。

科迈尔告诉与会者,美国人在这两点上非常独特:
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由于其他文化的人们通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如此的内心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通常只会是家庭成员或者族群里面的长者或精神领袖。在超出自己社会圈子的范围之外寻求医生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些传统下是无法理解的。

事实上,健康的人也不喜欢用“大脑化学”这一套说法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这正说明了这种说法是多么令人反感,多么抹杀人性。当我们坠入情网,妒火中烧,与孩子玩耍时兴高采烈,或是体验到宗教性的狂喜时,我们不会用幸运的或不幸的大脑化学合成来形容自己的体验。
可是,我们却不停地说这种大脑化学的理论对减少心理疾病患者的羞耻感有用。把一个人全部的看法和信念简单化为“就是化学失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感到耻辱的?这正是一种常常把患病的人推到群体之外的理论,让那些继续留在社会群体众的人,就像梅塔观察到的,视病人几近为“另一个物种”。

过去的两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取向观念。他们的论点就是,生物医学观念能够减少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污名化。就连病人和家属的声援组织,如美国的NAM( 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Ⅲ,全国精神疾患同盟会)和英国心理健康慈善机构SANE都一直持续地提倡这个观念:精神和心理疾病应该和生理疾病等同看待,应该被视为“大脑的疾病”。


这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一旦人们相信心理疾病的症状不是个体的选择,也不是超自然的力量作祟,那么患疾病的人就能免于被责难。这种大脑疾病的论述会减少公众将心理疾病归罪于个体的生活选择或脆弱的人格个性。此外,人们也比较不会把恢复之艰难与病人缺乏意志或动力关联起来。通过怪罪基因和大脑的生物化学失衡,个体就能逃脱被污名化的可能。


论文作者总结道,“在公众当中宣传疾病的生化概念并不能促使人们减少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疏远”。

看起来问题就在于,对于类似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的生物化学和遗传角度的解释其实携带着一种潜在的假设:比起被生活事件伤害的大脑,由生物化学失衡或遗传变异所导致的故障大脑坏得更加永久、彻底,更加不正常。“遗传学的理论可能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起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杰森·施尼特科尔( Jason Schnittker)写道,“它们一方面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心理疾病没有个人原因,病程也不可控,病势只会越来越顽固。另一方面,遗传论会夸大心理疾病的危险程度,就这个而言,(他们暗示说)精神病患者就算已经就医了也仍然有暴力的风险……遗传论让病人比实际上看起来更加“高风险且有威胁性。”

肖特相信,躯体形式的神经症(比如,20世纪之交的腿部瘫痪症状和21世纪初的多重人格障碍)是例证,反映的是人类潜意识试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