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感時憂國」論還可以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論相提並論。21乍看之下,這也許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兩者的理念基礎極不相同。對詹明信和他的從者而言,第三世界的文學由於歷史情境的因素,傾向凸顯敘述(narration)與國家(nation)間的「不自然」關係。此一關係在文學表達上引生一種寓言的向度,而與第一世界的文學遙遙相對。第一世界的文學標榜形式與意義相輔相成的象徵(symbolic)關係·象徵望似渾然天成,卻總已暗藏霸權的底蘊比起第一世界文學,「國族寓言」式的文學也許看來粗糙,但此一形式特徵在在點出其久被壓抑的政治、文化潛意識,公丶私領域皆然。

詹明信的理論自謂基進,其實也洩漏了再現論的迷思。比諸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論,並未見有真正突破。更弔詭的,夏視之為感時憂國論的缺點。如筆鋒粗糙、缺乏「象徵」密度很可成為詹明信「國族寓言論歌之頌之的對象·兩人對魯迅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的解讀,恰恰可見端倪。

夏應會同意中國現代小說含有一種「國族寓言式」衝動,此衝動督促作者與讀者發洩他們政治欲望與敘事力量·但夏也應會強調國家文學必須包容别具心思的作者
不僅是那些刻意與「國族寓言」式文學唱反調作者,更及於那些對各種明火執杖的政治議題漠然無視的作者。在操作實際批評時,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可以總括(文學)歷史的種種變數。以「寓言來看待一個國家文學,不論定義如何,終難免畫地自限之虜·國族的想像不必總與歷史情境發生一目了然的連鎖。夏的優勢在於儘管他抱持(保守的)新批評與李維斯主義,他畢竟尊重文學實踐過程裡,「始」料未及·多元創造的可能。他顯然相信一個不肯從眾拒為「寓言的作者,有時反更能表達一個社會被壓抑的政治潛意識。職是,張愛玲或沈從文,而非魯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寫出中國民族面對歷史變盪時的希望與悵惘。

现代的中國文學,隱含對民主政制和科學的嚮往,故就屈
林的釋義,與现代西方文學並無相似的地方。现代的中國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丶康拉德丶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曼那樣熱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刻劃國內的黑暗和腐敗。表面看來,他們同樣注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份蘇聯作家,把國家的病態,凝现代世界的病態;而中國的作家,則中國的困境,鵀獨特的現象,不能和他國相提並論。他們與現代西方作家當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嘆息,便是厭恶的流露;但中國作家的展望,從不踰越中國的範疇,故此,他們對祖國存着一線希望,以西方國家或蘇聯的思想、制度,也許能挽救日漸式微的中國假使他們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中國的困蹇,喻为现代
人的病熊,则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估一席位。但他們不敢樣做,因爲這樣做會把他們改善中國民生、重建人的尊嚴的希望完全打破了。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一種狭窄的爱国主義。而另一方面他們目睹其他國家的富裕,養成了「月亮是外國的圓」的天眞想法;不過,中國文學作品管自外於世界性,但若作家能透徹地描寫中國的困厄,則他們的作品,和西方文學的佼佼者,在精神上也有共通的地方。

現代中國人已摒棄了傳統的宗敎信仰,成了西方實證主義的信徒·因此心靈漸趨理性化丶粗俗化了。胡適與陳獨秀,代表着兩種理性主義的方向。现代的中國作家,除了落華生沈從文與張愛珨之外,無論他們是否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都可說是理性主義者。當然,我們必須指出其中有些人仍固執地保留着對人生悲觀的看法,這種看法和他們對人類理性的表面上的樂觀信賴是相反的。新與革命均理性主義者所幹的事業,而大多數的諷刺作品,都表示一種對罪惡的理性的了解。现代中國文學之唐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對原罪之說或者釋罪惡的其他宗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當罪惡被視爲可完全依賴人類的努力與決心來克服的時候,我們就無法體驗到悲劇的境界了從中國傳統戲劇的缺乏悲劇性,與明淸小說強烈諷刺的傳統(悲小說「紅樓夢」爲特殊例外)看來,我們不禁懷疑,西方文學的研究,究竟已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豐富了多少?

吃午飯的時候,「他們吃的仍舊是每天吃的那種薄粥,薄得發青;繩子似的野荣切成一段段,在裏面飘浮着」月香所以這樣薄待她的小姑,無非要使金花明白:他們家並不比她家好多少。可是金根看了心裹很難過,一下子他想把舊棉被當掉,來接濟他的妹妹。這一段故事所要表示的是:愛和慷慨這種高貴的情褚在鐵一般的現實之下,竟無所施其技;人因此而覺得情恨,可是憤恨又有甚麼用呢?

不論多麼鐵石心腸的人,自憐自惜的心總是有的;張愛充份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點,達到了合人難忘的效果。翠玉鐲子一直推到腋下讀者讀到這裏,不免有毛髮悚然之感;詩和小說裏最緊張最偉大的一剎那,常常會使人引起這種恐怖之感。讀者不免要想起約翰·鄧恩有名的詩句:
光亮的髮鐲繞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