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感時憂國」論還可以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論相提並論。21乍看之下,這也許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兩者的理念基礎極不相同。對詹明信和他的從者而言,第三世界的文學由於歷史情境的因素,傾向凸顯敘述(narration)與國家(nation)間的「不自然」關係。此一關係在文學表達上引生一種寓言的向度,而與第一世界的文學遙遙相對。第一世界的文學標榜形式與意義相輔相成的象徵(symbolic)關係·象徵望似渾然天成,卻總已暗藏霸權的底蘊比起第一世界文學,「國族寓言」式的文學也許看來粗糙,但此一形式特徵在在點出其久被壓抑的政治、文化潛意識,公丶私領域皆然。

詹明信的理論自謂基進,其實也洩漏了再現論的迷思。比諸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論,並未見有真正突破。更弔詭的,夏視之為感時憂國論的缺點。如筆鋒粗糙、缺乏「象徵」密度很可成為詹明信「國族寓言論歌之頌之的對象·兩人對魯迅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的解讀,恰恰可見端倪。

夏應會同意中國現代小說含有一種「國族寓言式」衝動,此衝動督促作者與讀者發洩他們政治欲望與敘事力量·但夏也應會強調國家文學必須包容别具心思的作者
不僅是那些刻意與「國族寓言」式文學唱反調作者,更及於那些對各種明火執杖的政治議題漠然無視的作者。在操作實際批評時,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可以總括(文學)歷史的種種變數。以「寓言來看待一個國家文學,不論定義如何,終難免畫地自限之虜·國族的想像不必總與歷史情境發生一目了然的連鎖。夏的優勢在於儘管他抱持(保守的)新批評與李維斯主義,他畢竟尊重文學實踐過程裡,「始」料未及·多元創造的可能。他顯然相信一個不肯從眾拒為「寓言的作者,有時反更能表達一個社會被壓抑的政治潛意識。職是,張愛玲或沈從文,而非魯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寫出中國民族面對歷史變盪時的希望與悵惘。

现代的中國文學,隱含對民主政制和科學的嚮往,故就屈
林的釋義,與现代西方文學並無相似的地方。现代的中國作家不像杜思妥也夫斯基丶康拉德丶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曼那樣熱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刻劃國內的黑暗和腐敗。表面看來,他們同樣注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份蘇聯作家,把國家的病態,凝现代世界的病態;而中國的作家,則中國的困境,鵀獨特的現象,不能和他國相提並論。他們與現代西方作家當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嘆息,便是厭恶的流露;但中國作家的展望,從不踰越中國的範疇,故此,他們對祖國存着一線希望,以西方國家或蘇聯的思想、制度,也許能挽救日漸式微的中國假使他們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中國的困蹇,喻为现代
人的病熊,则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估一席位。但他們不敢樣做,因爲這樣做會把他們改善中國民生、重建人的尊嚴的希望完全打破了。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一種狭窄的爱国主義。而另一方面他們目睹其他國家的富裕,養成了「月亮是外國的圓」的天眞想法;不過,中國文學作品管自外於世界性,但若作家能透徹地描寫中國的困厄,則他們的作品,和西方文學的佼佼者,在精神上也有共通的地方。

吃午飯的時候,「他們吃的仍舊是每天吃的那種薄粥,薄得發青;繩子似的野荣切成一段段,在裏面飘浮着」月香所以這樣薄待她的小姑,無非要使金花明白:他們家並不比她家好多少。可是金根看了心裹很難過,一下子他想把舊棉被當掉,來接濟他的妹妹。這一段故事所要表示的是:愛和慷慨這種高貴的情褚在鐵一般的現實之下,竟無所施其技;人因此而覺得情恨,可是憤恨又有甚麼用呢?

不論多麼鐵石心腸的人,自憐自惜的心總是有的;張愛充份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點,達到了合人難忘的效果。翠玉鐲子一直推到腋下讀者讀到這裏,不免有毛髮悚然之感;詩和小說裏最緊張最偉大的一剎那,常常會使人引起這種恐怖之感。讀者不免要想起約翰·鄧恩有名的詩句:
光亮的髮鐲繞在骨上。
(A bracelet of 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

「傳奇」裏很多篇小說都和男女之事有關:追求,獻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愛總有它可笑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張愛珨所寫的決不止此。人的靈魂通常都是給虚榮心和慾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後,人變成了甚麼樣子這是張愛珨的題材。張愛珨說她不願意遵照古典的悲劇原則來寫小說因爲人在獸慾和習俗雙重壓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劇人物那樣的有持的崇高情感或熱情的盡量發揮。契訶夫以後的短篇小說作家,大多認悲劇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悲劇人物暫時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空虚的這種蒼涼的意味,也就是張愛珨小說的特色。她的幾篇諷刺性的短篇小說裹,主角人物在如意的環境忽然來了一點小不如意,他的懷希望忽然臨時變成失望,這樣他對於人生的悲劇,多少有了認識。但是張愛珨還認真的寫過幾篇比校長的短篇小說,這裏面她把悲劇意識充份發揮。

張爱早年的生活並不快樂,虧得她毅力堅強,沒有向環境屈服;後世讀者能夠讀到她的作品,應該覺得幸運。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帶些顧影自憐神經質的傾向;但在張爱的作品裹,卻很少這種傾向。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對於人生小小的樂趣都不肯放過;再則,她對於七情六慾開頭就有早熟的興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們的動態。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樣地涉筆成趣,一樣地筆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對於人生熱情的荒露與無聊的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張爱一方面有喬叟式享受人生樂趣的襟懷,可是在觀察人生處境這方面,她的態度又是老的带有悲劇感的

但是讀完全書,我們同時感覺到,這一種樂觀的主題,與我們熟知的歷史事實,是沒有什麼連貫關係的。我們對抗日本的持久戰争,果真產生了像小說裹所說的催化和復興的作用麼?自對日宣戰,經過了初期的爱國熱忱流露後,中國人民,不論是身居内地或者淪陷區,吃盡了苦頭,都在那默默等待戰區以外的有利發展,將他們從敵人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貧窮的煎熬,他們逐漸陷入失望的境地,如果不是完全絕望境地的話。他們對那些過去幫助中國人民渡過種種歷史難關的精神價値,完全陌生了。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股腦兒推到無能而又貪污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這種對於共產主義的姑微,不管當時情勢多麼迫切,人民如何愚昧無知,都充份說明了中國人民對錢默吟所代表的那種中國文化已失去了信心。當然,戰争的嚴重後果——即使在戰時,迹象已很明顯是民生的極端疲憊,不僅在物質上,在心理上亦然。中國傳統精神的衰微,終於造成了共產主義的崛興,征服了整個大陸然而,老舍是如此忘不了日本的侵略,以及漢奸走狗的罪惡天竟完全忽了這一現實;結果全部小說的道德氣氛變得過份樂觀和不眞實。

很顯然地老舍一直沒有從愛國主義宣傳的麻醉中淸醒
過來。「四世同堂」的「景」是狹隘的爱國主義(在結尾的時候,還稍稍滲進了一點自由國際主義的色彩),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有什麼東西使作者動了這麼大的興緻,一步一步的去追溯幾個家庭的興衰存亡,有關北平背景所作的横斷面描繪,以及對於北平陷區的深入研究?

他所要描寫的,不過是正義和投機取巧的對立,英勇和怯懦的衝突,以及大無畏精神和邪惡之間的争而已。在表現這些課題時,老舍是很傅統的,因鵀他這種善惡二分法,是植根於中國通俗文學和戲劇的。不過在一本真正的小說內,任何道德上的真理,應當像初次遇見的問題那樣來處理,讓其在特定的環境中,依其邏輯發展。

我們在读「惶惑」「生」和「饑荒」時,愈來愈書中懲罰罪惡原則的機械運用,那些漢奸和壞蛋們所遭遇的天外横禍或者暴斃等等感到尷尬。這樣一種幼稚的爱國心以及憎恨罪惡的表現,使小說讀來毫無眞實感。

蕭軍很明顯的受了蘇聯戰争小說的影響,可是他也開發了一條反日小說的路線蔣光慈,巴金丁玲及其他的作家的影響在「八月的鄕村」的情節及結構上可以看出,而蕭軍則給予後來寫遊擊戰争小說的作家一套公式這套
公式是:農民士兵粗野的語言,每隔一個段落加插的爱國歌曲偶然的田園式風景的描寫再加上以暴露敵人殘暴行爲爲名的對性及暴行露骨的描寫。從這部小說開始,我們進入一個愛國戰争宣傳的時期。

而來的爱憎是否眞實。就以諷刺而言,茅盾在「子夜」的表現可說是完全失敗的,因爲他對書中資產階极所表現的輕蔑態度,人輕飄的感覺,看不出一點由的憎恨在「触」「虹亅兩書裹,因爲茅盾對中產階級的態度還拿不定主意的緣故,示出種近乎自我折磨的眞誠。在「子夜」裏他就不同了他好像站得高高在上,對他筆下的中產階級份子,不屑一顧因此,也就難怪這些角色變成舞台上的傀儡,不時打諢取鬧,談情說爱。

關於信仰的選擇問題,艾略特會經肯定了理智是重於情感的。由於共產主義知識理論基礎的膚淺,因此,共產作家對讀者的一貫戰略是「訴諸情感」,尤其是訴諸小资產階极的罪惡感——情感一動,他們就難冷靜地去探求真理了。雖然在本書第三部份裹共產主義的說敎味道很重,但梅之所以變成一個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主要是受了梁剛夫的影響。梁剛夫可說是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最理想工具,但以小說人物的塑造來看,他和梅丶柳遇春等人所處的世界,眞有天淵之別。自蔣光慈以還,所有中國革命小說都幾乎千篇一律地出現這樣的一個英雄人物:他具有鐵一般的意志,絕不濫用感情,不受美色所誘,不爲敵人的威嚇所屈。他帶着神秘的色彩,獨往獨來,對社會不满。這種格,在文學上,與拜倫筆下的那種英雄角色是一脈相承的這種人在所謂共產主義浪漫文學中佔了很吃重的角色因此,虹」結尾的失敗並非是由於茅盾鼓吹共產主義思想而是他無法像在這小說的前半部中用寫實的和細膩的心理手法去這種思想辯護在最後的一部份,無論在思想上或情上的描述,已不復見先前那
種真誠的語調了。

以這樣一連串的災禍來做故事的結束,實在不過是一種庸俗的老套;從這點來看,這本小說頗嫌矯飾但茅盾能利用細膩入微的心理剖析烘托出「造化弄人」的主題,足以彌補他那較爲明顯的過失·就拿張曼青和朱近如的故事來說,真是一失敗的婚姻和理想破滅的戲劇的縮影
使人不禁想起英國女小說家喬治·父略特的小說「密得馬區」( Middlemarch)的一對夫妻Lydgate和Rosamond。粽觀這三部曲(其中以「追求」尤甚),茅盾所表现的虚無主義,在精神上和海明威赫胥黎及伊夫林·瓦( Evelyn Waugh)等名家的早期作品,實在是一脈相承。所不同的,上述那幾位英美作家所注意的是第一次大戰後和同時脫離了雓多利亞時代精神價值後所產生的道德瓦解茅盾的三部曲更富自然主義的色彩,但他對國共合作失敗後和同時傅統道德式微後的青年人的行止,作了同樣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