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托洛茨基没有参加的俄国代表团签暑了历史上最具罚性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俄国放弃(不是直接给德国,而是德国建立的傀儡
政权)库尔兰、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宽、利沃尼亚、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按照协议要求,俄国损失了5500万人口,这相当于原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俄国还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铁路和农田,一半的工业,四分之三的铁矿,十分之一的煤矿。俄国人同意将剩下的士兵都复员。
俄国代表团把这份协议视为一个可恶的笑话。代表团团长拒绝阅读他需要签署的协议文本,认为其内容毫无意义。无论谁统治俄国,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协
议,因为这是高压政治的产物,毫无合法性。这个协议完全与俾斯麦的做法背道而驰,俾斯麦曾在19世纪打败奥匈帝国,但不夺取任何领土,为的是不使已经被羞辱的敌人产生更多的怨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协议绝对不可能给俄国和德国之间带来和解,两国绝对没有真正的和平。
即使从短期看,协议给德国带来的不幸甚至要大于给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放弃一些领土,但是这些领土是他们无力把守的。德国人则获得巨大的债务。德
国在西线的战事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枪、火车,然而,德国为了统治这些摇摇欲坠的、难以管理的、注定有凶险结局的新东方领土,需要至少150万军队。德国必须派遣军队去征服芬兰、罗马尼亚、敖德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德国在这些遥远的地区的胜负与大战的胜负毫无关系。在乌克兰一处就吸收了40万德国士兵和25万奥匈士兵。收获是什么?什么收获都没有。乌克兰本来应该是饥饿的同盟国人口的粮库,但是,派遣去占领乌克兰的军队每天要消耗30辆铁轨货车厢的粮食。从乌克兰运输出来的谷物最终到达德国和奥地利时,其数量只有期待的十分之一。那里的局势持续恶化，其中有德国自身问题也包括原主权国俄国爆发的暴乱。

此时,德国人也因意见不合、前途不测而陷入混乱之中。米夏埃尔计划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鲁登道夫决定在3月21日开始进攻,这是可能发动进攻最早的日子,但是,将军们和政治家们却忙于争论如何结东线战争,结束的条件是什么。这引发鲁登道夫与马克斯·霍夫曼之间的分裂,霍夫曼或许算是德军中最聪明的人,有可能是德军中最有前途的将军,新近被提升为少将军阶。元旦,霍夫曼从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谈现场回到国内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外交大臣库尔曼邀请他吃午餐,德皇威廉也加入他们一起吃。德皇问霍夫曼对德国应该如何作为战胜国要求战争损失赔偿的看法。霍夫曼记得鲁登道夫曾要求军官在不征求他的意见之前不能与德皇交谈的禁令,于是他想避免回答。在德皇的坚持下,他服从了,毕竟每一名德国军官都曾宣誓效忠德皇。由于他的观点与鲁登道夫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东线长期控制大量领土意义秋。虽说调整与波兰的边界有军事意义,但是吸收大量非德意志人口只能带来冲突。
午餐后,霍夫曼给鲁登道夫打电话,想解释一下刚发生的情况。他没有找到鲁登道夫:鲁登道夫正在路上,他要赶来参加德皇的枢密院会议第二天的会议尝议开始后,德皇发表大段讲演指责对俄国有太多领土要求是一种失策。由于德皇明显缺少进行这类判断的能力,他骄傲地宣布他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位其个人能力不容置疑的将军的拥护,这位将军就是马克斯·霍夫曼。鲁登道夫当时的样子就像患中风似的。他很快把霍夫曼解职了。
鲁登道夫在处理东线问题上缺少远见,他只能看到俄国已经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把这点看作德国主宰柏林以东世界的机会。但是,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危险,剥光俄国的领土正好告诉协约国其他成员和平谈判无法结束战争。协约国会更加相信德国的目标就是要毁灭敌手,主宰欧洲。这些担忧对鲁登道夫来说毫无意义。他就是要毁灭欧洲的敌人,不惜任何手段。

克里孟梭做新总理有许多优势。他了解美国,说英语,是法英同盟的守护神。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保守派认为他还能带来另一个好上加好的优势,克里孟梭在第一届总理任期中用行动证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掌权不必顾虑布尔什维克会侵蚀法国,他将尽全力维持秩序。他变成了统治集团的老虎,从上任的那天起,他就像老虎一样行动,甚至比他过去的行为更像老虎。他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虽有能力但无名气的人,于是这些人便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基础挑战他的权威。他自己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他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将军们,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发言权。他查禁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出版物,
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讽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多年后,克里孟梭自己透露,他曾控告卡约不忠诚,而且把他也投入牢笼里。他拥抱社会精英——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那些他一生都在辱骂的人。他压制有关任何限制或收战争暴利的言论,就如同他压制为和平而妥协的言论一样。有钱的阶层能帮他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就是克里孟梭的朋友。任何怀疑他的人都是敌人。
克里孟梭政府做决定相当简单。无论什么事,如果有助于取得胜利,那就要去做。无论什么事,如果使取得胜利变得更困难,那就随时住手不千。与战争无关的事,肯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国内政策?”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声称道,“我在打仗!外交政策?我在打仗!”

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官员们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总统普恩加来在大战开始时曾说:“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救所有的事情吧。’”普恩加来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大战中最具预言性的话。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与许多人结怨成为敌人,也不管这些人有多么恨他,但谁也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无法否认他的能力,无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无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

虽然战争拖延着分不出胜负,但是诗歌里高尚的情怀却丝毫没有减弱。不过,诗歌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变成空话,像是在卸载疲惫的、与现实无关的陈词滥
调,诗歌变成没有意义的韵文。出版物上开始出现一些根本不可信、根本不表达战壕里士兵的感受,甚至连士兵家人的感情也根本没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变得沉默,就好像在承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些还继续维持大战开始时心态的作者开始遭遇前线士兵的怨恨。一名叫罗兰·莱顿( Roland leighton)的步兵军官,接到未婚妻寄来的布鲁克的诗集,他回信的口气完全出乎未婚妻的意料。
“有人认为战争是光荣的黄金,有人喜欢宣讲训词来祈求光荣、赞美、勇猛、爱国,这些人确实称得上热心肠,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异常空洞的,”他写道,“让他看看浸透着鲜血的一叠叠破布盖着的半个脑壳、胫骨、肋骨,或者看看那具旁边的骨架,骨架的姿势还是停留在跌倒时的半蜷缩的样子,用一只手臂支撑着身体,这姿势很完美,但是却没有了头颅,那骨架仍然披着褴褛的衣服;让他意识到那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是如何从青春、快乐、生命之中提炼出一大堆恶臭的腐败物的。谁在场、听说了、看到了这些,他才有资格说胜利可以弥补所有的死亡。”
莱顿很快也死了。他在即将回家度假娶妻前几个小时,死在阵地上(他的未婚妻维拉·布瑞顿后来写了一本书《青春的遗嘱》,此后多次印刷,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