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需要有个和土地有关的惦念。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我同案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是撒呓挣。”“到这儿来能不做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我同案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李世佺告诉我,小周很聪明,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信得过,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小周没想到我同案会给她写信,有点丿儿意外,犹犹豫豫,但我同案勇往直前,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在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愣。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什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到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把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分。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花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梵高传》、《米开朗琪罗传》等等,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最后,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以谋食粮,譬如理发等等。

但后来由于张久兴的热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我就来了这边。沙贝大为失望。不过,这个阶段,他经常来我们这边,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那时是相当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画。

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每过一个阶段,总要刮掉一两个人。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唾:准是你的反动老子告诉你的。呸!

金:今年我才多大?解放都二十一年,我连爹是谁都没弄清。政府倒好,给我安上了个去台湾的爸爸。你们也不想想敢情我爸是解放后才跑的?要不就是跳伞回来把我给种上啦?真那样敢情好,可人家认不认?也没见他从海外给我捎回来两条金子

唾:问你妈去。呸!

实话实说,我死瞧不上分局的牢房。忒原始,忒简陋,石灰的墙皮剥落,竖些个木头栅栏,几十年不变,和前清差不离,搁在万牲园拴狗熊合适。里边原有的七八个犯人,贼眉鼠眼,鸡鸡缩缩,让人没法疼。我俩往那一戳,简直深谷猛鲁、顶天立地。

他们骨碌着大眼珠子,唧唧咕咕:“死囚,死囚
还劲往后缩,好像怕我们找他们垫背。别介,放心。我嫌你们硌呢。

我的头离地板,也就二尺来高。好处在于,我近视不用戴眼镜,这会儿瞧那木板纹纹丝丝清晰有致。那汗珠滴滴全被木板吸尽,一点没糟蹋。木板的新茬阵阵松木清香。

顺眼看看,还能看清前两排民兵的小脸。全扛着一码半自动,我知道谁枪里都没子弹。男民兵虎实,女民兵英飒。小脸冻得通红气死化妆。几个女民兵实在经看,眼睛不大够使。谁和我一对上眼,她立马恶狠狠地龇牙,那表情动人心肺。我慢慢一一扫过,那边一片珍珠牙轮流地龇。

那是在“中国一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公社”批斗的当儿,我俩正好安排在同一场唱主角。毕竟是从市局提来的要犯,气宇凡不凡不敢说,至少行头地道:几十斤重的上下件,傻大黑粗,落墨浓重—原始美,另勒上焦黄新麻绳,交交错错织出图案意思。甚至更有别致的戏扮:为弘扬民族传统,为使农民兄弟喜闻乐见—每人插一根一丈长四寸宽的木板,官称“亡命牌”。

为了醒目打眼,字字都画上红圈,写道:“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犯张郎郎”,“现行反革命武装暴动犯金豆儿”。木头牌都削成楔形,地道。真有点对不起这两块上等木料,使完了最多能当柴禾,怕是没人敢用,只能留给公家拢火。

“信早都写好了吧?我一猜一个准儿。文化水平一高,找个茬就往外抖了。你得明白,老婆孩子可全指着你呢,盼着你呢。他们希望你能早日领会政府的苦心、耐心、爱心……认罪书写了吗?没写。哦,还挺着呢?咳,面子再大,也遮不了罪啊!这儿不是疗养院,更不是养老院。按规定这儿就是不准写信。除非你早早交代了,结案判刑,那才变成正经八百的犯人,那才有犯权才能写信……当然喽,什么全有例外。好吧,我和你的预审员合计合计。你自己揣摩吧,要写就一块写。明儿一大早,认罪书家书,两份一块交出来。不想写,就全别写了。话我搁这儿了。”

他微微一笑,温文尔雅,说罢关门。

齐老师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

这会儿,还得听常辈儿的:苦主儿是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独生闺女——春花。“顶花的黄瓜,谢花的藕”,水灵得很——一巴掌能扇王庄一跟头。

前些日子,她有了。支书得立马把她嫁出去。男方门当户对—也不是善主儿,非得问出是谁的种不行。春花死活不说,她明白,奸出人命赌出贼呀,一口咬定,白薯地里让人糟蹋了,没看清。

男方不依不饶。最后,还得老人们出面,喝了酒合计合计:全村也就王庄能演这个角儿。

他心大,不至于想不开。他又胆小,不认,吊起来一打就认了。

认了,大不了判几年刑,还能去劳改队学点手艺。

王庄七巧玲珑心,没打没吊,痛痛快快就来了。那真是伟人好汉没干也敢当。

开饭了,还是白薯粥。王庄端起粥碗,愣了神,“吧嗒”泪珠儿直接入粥了。放下碗,哽咽着抹泪。

“我说,王庄,好汉有泪不轻弹,怎么了,委屈了?”王庄一个劲摆手,吭哧半天,才说出话来:“不是为那个——粥太稀了——能照见月亮。”

也许,这是所有这类组织的一种处理方式:服从更高原则。王炳南先生当时身居要职,需要跟随周恩来总理做外事工作,如果他和曾经有过汉奸罪名的关露女士结合的话,就会严重损害他的形象和名誉。这让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我们是尊重既成事实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党在领导一场伟大的斗争时,如果来不及处理这些枝节问题,例如,广大革命群众已经认定关露是坏人,组织现在没有时间去解释或解决这类问题,为了保持群众对我党工作的支持和热情,就干脆牺牲掉小小的关露。那个时代,这属于一种标准处理模式。“牺牲一个小我,保全革命大局。”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对这个婚姻是有保留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起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她那时似乎永远走在我前头。几天没见,我和张辛欣、包柏漪她们一起去听一个毛头小伙子唱中国摇滚。人们说,他叫崔健,看他那么年轻,像个中学生,拨拉着吉他深沉地低吼:“一无所有……”人们告诉我,现在他的女朋友是个法国女孩。我一愣,忙问是谁。人们说,是晓红。可她没告诉我,后来也没再问。好像也不是刻意回避,似乎人们以为我们早就谈过了。在我们之间,似乎没有这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