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日本现代化成功背后的不足是致命的,它的影响虽然已经辐射东亚地区,但它远不是给这些地区的人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领域里,它提供给亚洲国家的更多的是消费品,而不是精神沟通的创造物,不是自觉他的生存质量。换句话说,日本人至今不具有健全的责任意识和生命观念,用西方人的概念,它还停留在人的史前阶段,属人的全部丰富性尚未能为日本人反思意识到,用中国人的话,它尚不具有“生命的厚味”。因此,无论它怎样富有,怎样在亚洲国家招摇,有着久远文明传统的中国人不承认日本人。

日本确实新生了,但它受益的原因却是美国的占领和冷战。美国提供了宪法,提供了日本国民需要的民主、秩序,冷战提供了“机遇”,提供了日本人民无须创造性思维即可大展才华的市场。战争想得到的东西,早期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东西,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想要寻找的东西,却由于战后国际格局的需要而获解了。

即使鲁迅仍有榜样意义,但有“短板”的鲁迅已经不能“咸与稳定和谐”而只属于需要警惕其民粹主义倾向的小平头知识分子和大众们了。这大概是我国大知识分子们对苦于生计的国民多王顾左右的原因,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说不清楚自身。

我们的很多老人确实寿则辱的,他们僵化的思维跟他们反对的体制是一样的;那些老人在社会上有着好的声誉,但他们只是在文字里表白出了某种良知,他们如此做的力量从何而来,他们的良知能落实于个体生命吗?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没有谈后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也是需要他来提供证词的;他只是说他身边的老年朋友是多的,许多老人从体制里退休后,又在新的体制里挂名做事,而这些人言谈举止跟他们口口声声所反对的没有不同;有人长期躺在病床上却还不给别人以发展发挥的空间,他们从没有公民观念,更没有平民心态,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弗里德曼只是带着发达国家和国际“电子族”们的游戏精神,来要求后发达国家及其人民。这是一个自以为摆脱了必然桎梏之人的态度,是一个优越的游戏者的套利游戏。而大多数人仍在精神和物质的艰难中挣扎,他们的处境跟过往时代的先人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是什么,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简单地界定了。但确实,有一个跟现代中国完全不同的古典中国,跟现代中国的西化、在路上有所不同,古典中国是本土的、自足的。古典中国跟现代中国一样,随时变易,同样有着珍贵的现代性即对人的发现和成全。站

当一个时代都陷入迷狂、流行之时,真正的艺术家懂得隐遁、弃绝,懂得首先救拔自己于凡俗,以从文明史上的艺术宝库中寻求营养、寻求加持,使自己获得拯救般的英雄才能。从而在重返社会时,能够给民胞物与提供新的文明样式,提供启蒙性的精神产品,提供正当有效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