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动笔，到北京来工作后，常给周有光写信，我们互相信任，夫妇1司什么话都讲的。我有一次写信给他，说我收到一个相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说他已爱了我十九年，你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经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定是C君了?”就因为这些英文字母，被审查我的人说成是特务的代号，我又有了一顶"特务。帽子。他们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写成名字，写出详细地址，供他们查找。

我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窦舅舅，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过去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这二十几年，我举不出谁从来没挨过整，您见得多，能举出几个吗?”

“要不方便就算了，这不该问的。”我有点嗫嚅

又归沉寂。过了很久，他忽然平静地说：“我举不出。”

恋爱时节的三妹和我无话不讲，日记也拿给我看。她聪明健美，追求者不少，其中不乏相当优秀、知名的人。这个淘气的丫头不为所动，居然在日记本上排出frog Nol、frog No2……(青蛙一号、青蛙二号······)，我逗她：“沈从文该排到癞蛤蟆十三号了吧?”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给她写了不少信，三妹招架不住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先生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三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从胡适先生那里回来后她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是呀，连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沈从文?写的白话文小说，有什么稀奇?还听说他第一次讲课站在讲台前居然紧张得有十分钟讲不出话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得同学们都怔住了，他却说：“你们来了这么许多人，我要哭了。”多么好笑，从小到大教我们的那么多先生可没有一位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幸而沈从文先生的"顽固。，不然我当不上媒婆事小，三妹这只黑“天鹅”不知会飞到哪去。几十年的生活证明，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三妹与他同甘同苦，经历了重压和磨难，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

大弟是兄弟姊妹中最最老实厚道的。从来不懂得讲谎话，他比我小五岁，我一天吵吵闹闹唱唱跳跳，他总是像女孩子一样安安静静的。我们常会讲他小时候的一桩笑话。母亲很爱看戏，但又担心祖母不大高兴，每次走之前都到祖母房中请晚安。宗和每天晚上总是在祖母面前请安玩耍，奶妈教他祖母问起怎么讲。祖母和旁人每次问起大弟：“你妈在家吗?”大弟总是认真地回答：“在家，洗脚。”不多说一个字。有一晚母亲奉祖母之命外出办事，祖母故意问大弟母亲在哪里，大弟仍旧认真地说：“在家，洗脚。”祖母和奶妈们大笑。他考大学时，先考取了东吴大学，但他不甘心，第二年终于考取了清华大学。学历史，教历史，我们家有记日记的传统，数宗和的日记保存最完整。

第二年的四月三十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有光写文章从没有家长里短，我常开玩笑说他是"世界的人”。一九八八年，很多人鼓励我写文章，我这个老妇聊发少年狂，写了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记的是整整六十年前的一九二八年秋天里一个星期天的约会。拿给有光看，谁晓得他的脸都红了，小声嘟囔“真难为情。”我倒像个大丈夫，说：“有什么关系?敢作敢当嘛!”文章被人拿出去发表了，很多人喜欢，客人来总要提起，提一次有光红一次脸，不晓得红了多少次。

一九三一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挽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三妹在学校里很活跃，常常出洋相。有时睡到半夜人不见了，大家起来找，原来她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放在窗台上的糖爬满厂蚂蚁，她说"蚂蚁是有鼻子的”；半夜三更同宿舍的同学笑得睡不成觉，她却没什么事呼呼大睡，那时的她和现在这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三妹完全是两个人。

有姑嫂二人每天来胡同卖白糖糕，嫂嫂悄悄告诉我们，小姑如何在婆婆面前戳她的蹩脚，她回去就挨打受骂，我们大为不平，决定以后有机会出门，只买嫂子的糕，不买小姑子的，买多了吃不完，就放在门堂里大弟的小推车中，有一天，李老头手捧一堆发了霉的白糖糕，到大大面前告状，大大一看就明白是谁干的，但是，大姐说不得，二姐一说她就哭，窦干干就生气，只能把我罚坐在她的房里这样也好我坐了一会，临走时就有一串冰糖葫芦吃。

姨祖母房间的一个保姆姓赵、赵大姐的丈夫在我们家吃闲饭、他手巧得很，常用竹子劈成竹片编成小花轿给我们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囡囡就派上了用场，穿上我们给做的滚了花边的衣服、帽子、坐在花轿里，保姆郭大姐走在最前边嘴里“哐，哐”地学锣声，我们抬着轿子浩浩荡荡从花园这边走到那边，满园子笑声。几次之后觉得玩假的太没有意思了，就找来大弟当新娘。那年大弟六岁，白白的脸，头发有点长，我们把大大房中的胭脂花粉刨花水拿来，替他擦粉点胭脂，把刨花水拼命往他头上擦。大大找来红头绳给他扎了四个朝天辫，我找出十岁穿的镶着花边的殷红的中式上衣······都穿戴好了，真像一个俏新娘，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裙子。还是大大想出了办法，找来一块很大的绸手帕塞在大弟的裤带上，又请出了二弟作新郎和穿了半边裙子的新娘拜堂，一本正经拜祖先、拜父母，拜客人磕好头起来时，新郎倌踩掉了新娘的裙子，“父母高堂”、“来宾”哄堂大笑，新娘子嘴瘪瘪地要哭，大姐忙搂过去：“弟弟不哭，新娘子不能哭。”

我贪玩，晚上从来不念书，哪天知道老师要检查了，早上起来囫囵吞枣一气应付老师。一天老师让我背《孟子》，我哇啦哇啦不打磕巴背得飞快，老师都来不及翻篇更没有发现我的偷工减料的秘诀。我自鸣得意，还把这种方法向大姐、三妹推荐。她们一个规矩、一个胆小，都不学我，所以然到现在她们说话都还是慢条斯理、文文静静的，我快九十岁了还没有学会慢慢讲话。

开蒙初学方块字的经历我记得清清楚楚。万老师第一次上课在我面前摆了四个方块字，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在母亲那里学会认识了不少字，所以其中有三个字我认得，只有一个“钗”字不认得，便心里很瞧不起老师，不服气地想：“四个字还没教我就认得三个，只有个字不认得，你还有什么教头呀?这种老师!”万老师一遍遍地教我念，我这个平时最欢喜讲话的人气鼓鼓地说什么也不开口。陪坐在边上的干干也认得几个字，看我下不来台，就一个劲儿地说：“二姐呀，这是个'钗'字。”我还是不肯念，心想一定要给老师一个下马威。万老师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刚来又不敢打人。我终于没有开口，
下课憋着气离开书房，一天都像一只气鼓鼓的小青蛙，谁也不理。夜里在梦中，还是气、气、气，嘴闭得紧紧的，撅得高高的，咬着牙就是不说话，连气都不出······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身子下面一片冰凉——我尿炕了。

真有意思，我没给万老师下马威，自己在梦里下了台阶，从此开了窍，第二天开始乖乖地张嘴跟老师念书了。

更有趣的是住在寿宁弄时，爸爸突然想起叫人把南面的大厨房，搬到北面花园，紧靠寿宁弄的一同屋子里，一个大烟囱正对着十六爹家的大门，患有精神病的十六爹认为大不吉利，勃然大怒，闯上门来要教钏爸爸，爸爸知道后就躲在楼上姐姐们的住房里那时我オ五六岁，爸爸对我说：“十六爹要问你我在哪里，你就说不知道，不然十六爹要犯我的头打破了。”我刚下楼，在花园白廊中就碰到十六爹，他
直瞪着双眼大步前来，
当差陈二扛着一根好粗的大门闩在他后面。十六爹问我：“小五狗，你爸爸在哪里?”我应声而答：“不知道。”他从花园走到住宅，从住宅走到花园，兜了个大圈子，没有上楼，因为楼上是女眷住的，最后他走到前面新的大厨房，站在锅台上，向大锅里撒了一泡尿，还令陈二把大锅、小锅、大缸、小缸统统打破，扬长
而去，爸爸无可奈何，只得乖乖地拆掉大烟囱，把大厨房搬回后面佣人们笑着说，“小神经”玩不过“老神经”。

爸爸从不臧否人物，我读苏州中学，头两个学期品学兼优，得奖学金，第三个学期我被校长汪懋祖(反对白话文、和鲁迅打“此世彼生”笔墨官司的名人)公布“该生书面侮辱师长，着记大过两次，留校察看”，学期终了被勒令退学。爸爸拿着通知问究竟，我一五一十地说。因为党义课老师照本宣科，每堂课有十多分钟没有话说，站在讲台上发愣，我写信问他，是在向孙总理默哀还是没有备课?若是后者，劝他多看些参考书，附了一张书单。后面还签名盖章，(当时刚刚拥有一方私章，也是光明正大的意思)。信奚落得够厉害，料他不会让人看，不料他居然好意思把信交到训育处，主任卢胖子(后来曾在安徽政治学院和大哥同事)找我去，很婉转地说党义课每周虽只一小时，教员顶不好请(正在清党，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以上才能任课)。你父亲是办教育的，不会不知道。我说这我不知道。——就这些。”听完后爸爸半天没说话，望着远处笑了下，轻轻地说：“你没有错，他(指卢胖子)也没有错。”然后问我下步怎么办，“考别的学校!”他点点头，一拍手，一句也没有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