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理想一旦消失,种族的才华也就消失了。它回到了原始状态,变成一群独立的个体,成为乌合之众。

它没有同一性,没有未来,它所拥有的特性只是乌合之众一时的特点。

它的文明的稳定性已经没有了,毫无办法地随波逐流。至上的权力是民众,盛行的是野蛮的风气。

文明可能依旧比较精彩,因为历史悠久,文明的外表依旧存在,但它已经是将要倾倒的大厦,摇摇欲坠,没有支撑,只等风暴来临,它将马上倾倒。

民族的生命循环,就是在追求理想中,从野蛮到文明,然后,理想没有了优势,便会走向衰落,然后死亡。

那些组成议会的成员个人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特点的,这也就是议会能够制定出许多出色的法律条文的原因所在。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编写这些法律的其实都是一些作家,他们并不是在现场编写法律,而是在自己的书房,在安静的状态下来拟定一些条文草稿的。

由此可以说,那些通过表决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个人而非集体的产物,这样形成的法律就应该是最好的法律。

但是,这些法律还会面临一种新的现实,那就是在议会过程后,会出现一系列针对法律条文而制定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自然就成了集体努力所形成的产物,当然也就具有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

与孤立的个人产品相比较而言,那些群体的产品无论性质如何,都会是相对品质低劣的。

在许多情况下,会有专家存在的必要性,他们会在议会可能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者根本行不通的政策的时候,予以阻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专家就成了议会暂时的领袖,他们不受议会的影响,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还有一些领袖拥有着超高的智力，并且受过高等教育，但这种要量品质在演说方面对他们的帮助并没有很大，甚至还会有害。
如果说想要说明一件事情多么复杂，就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释来促进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领袖具有的高超智力会让他们很大程度上变得宽宏大量。
而这种宽宏大量在线图看来就会成为训练强度不够，手段不够粗暴。

在所有时代中，尤其是那些大革命的时代，许多伟大的民族领袖表现出来的头脑狭隘，总是令人瞠目结舌。越是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所拥有的影响力偏偏越大。

统治者大部分影响力都是顺应民意的。领袖事实上很难做到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顺意民意中进行的，自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助长一些错误。

集权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就是君主国乔装打扮而已。

那些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有能力使得选民不经过讨论就选择接受自己。

选民中有大多数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很少会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些人在他们当中是没有任何名望的。

偶尔的时候,他们会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原因往往是为了向某些大人物或者有权势的雇主泄愤,平时选民需要依靠这些大人物或者有权势的雇主,通过选择和自己相同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时成为这些人的主人,这种幻觉是致使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

如果选民是工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侮辱和中伤雇主。目的是让选民相信他的对手是一个十足的无赖，热情不断，尽人皆知。

在哲学上,普遍的信念是很荒谬的,但是这不会阻碍它们获胜。
如果这些信念没有了荒谬性,它反而不会获胜。

宗教信仰提供的幸福画面,只能在后世得到验证,后世未到,人们就无法反驳。

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却要在当时实现,人们通过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在努力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允诺的自负。

所以,它的力量会增长,但是有时限,这个时限只能延伸到它获取胜利的那一天。

所以,在这种原因下,像过去的所有宗教一样,新宗教的起点也是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在将来,它却不能发挥出创造性的力量。☆

应该指出,传染在广大民众中发挥作用之后,也会在社会层发挥作用,这和我前面说到的情况相似。在今天,我们会看到,社会主义的信条,其实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一些人接受,而且这批人将是它的首批牺牲人。


可以看到,传染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在传染的作用下,甚至是个人利益的意识,也同样会消失。


社会下层会作用于社会上层,这种现象是更为奇特的,因为群众的观念多少都会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在观念的诞生地,这种观念却没什么影响。

这种高深的观念会征服那些领袖和鼓动家,而在这之后,领袖和鼓动家就会让它为己所用。通过对它进行歪曲,并且组织起一些宗派,使它再次被歪曲,在这之后,让它在群众中间传播。

而群众会让这种歪曲和篡改更加厉害。在一种观念变成了群众的真理后,这种观念就会回到它们的诞生地,对社会上层产生影响。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塑造着世界命运的是智力,但这却是十分间接的作用。

在工人阶级中流行的学说都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种成果就是断言重复和传染造成的。

当然，创立群众信仰的方式在每个时代几乎都是一样的。乐兰就曾做过比喻，他是最早将基督教比作:它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它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外一个公共场合去传播观念。伏尔泰也注意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一些最卑劣的败类。接受了它。

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的头脑,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出断言,并且简洁有力,不用理睬任何的证据和推理。

这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那么想反对的证据和证明就会越发贫乏,因此这个断言的威力也就越大。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时代的宗教书籍或者法典,它们所诉诸的断言都是简单的。

那些政客,通过号召人们去捍卫某项政治事业,或者那些商人在推销商品时,总是采用广告的手段。这些人全部深深的知道简单明了断言的价值。

占旭群体灵魂上风的并不是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而是他们甘愿成为奴才的欲望。

他们如此愿意服从，不管是谁出现了，只要声称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本能就会去让自己臣服于这个人。

由此看来,我们还是将理性这个问题让给哲人吧,不要再强烈坚持让理性插手人类的统治了。一切文明存在的主要动力向来不是理性。尽管理性是存在的,但文明的动力始终还是各种感情这些感情包含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荣誉的热爱。

群众会出于本能转像那些符合他们需要的能言善辩者，推动各民族演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永远不是那些真理，而是那些谬误。

如今,社会主义是如此强大,其本质原因就是,它依然具有活力,是群众最后的幻想。即使是在这一系列科学证据面前,它依然得到了发展。

这种社会得以发展的原因,其实就是有那些鼓吹者,他们可以做到无视现实的存在,依然敢于向人类承诺所的幸福会实现。

如今,在过去众多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真理从来不是群众最渴望的存在。

他们更加愿意崇拜那些对他们充满诱惑力的谬论,这些论可向他们提供所需的幻觉,自然也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主人。
凡是那些可以让这些幻觉破灭的存在,最终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事实上,“民主”在不同民族代表着完全对立的思想。

在一些民族看来,“民主”主要是指个人的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国家在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极权、断并且制造这一切。民族里边包括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以及保皇派,但无一例外,他们都会服从于国家,求助于国家。

而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地区,尤其是美国,“民主”一词所具有的含义主要是指个人意志的发展。

与一些民族群众服从国家不同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尽量服从群众个人意志发展的要求。
国家所具有的职能权力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其他的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能支配干涉。

由此我们发现同样是“民主”这个词,在一些民族就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从属于国家,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其他民族中,所具有的意义却是个人意志可以超常发展,而国家要对此服从。

因此,如果群体中发生过政治动荡或者信仰的变化时,他们会对一些词语唤起的形象产生厌恶的情感。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就是一种考验,他们的当务之急一定是尽快变换说法,但前提是不能伤害事物本身,因为事物是和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的。

简言之,就是使用新名称代替一些能够让群众想起厌恶或者不利形象的名称,新名称所具有的新鲜感可以防止群众产生这种不好的联想。

我们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将“地租”变成“土地税”,将“盐赋”更改为“盐税”,将“徭役”改称为“间接摊派”,商号以及行会所缴纳的税款变成了所谓的执照费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