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吗?所有的经典都不过是对“我心”的记载,是各人的心路历程。因此对它不能当作教条来顶礼膜拜,而是取其益者用之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面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这始终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你能为你做出的判断负责，只有你才是你命运的主人,只有你才是你世界的主宰,只有你知道到底值不值得,只有你能排除旁人嗤之以鼻的杂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就是“心即理”,它告诉我们: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自然获得,而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体而言是这样,对个体来说也是如此。

可惜,人的眼睛向外,水远看不到自己。长此以往,你失去自我,沦为他人的客体。任何人的语言都可以轻易绕过你的思维,迅速进入你的心理,激起你情绪的波澜。更可悲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而是被媒体和朋友圈裹着去消费,去愤怒、去笑去哭,发泄剩余的精力,直到有一天,你的内心彻底被虚假的信息支配,变得唯唯诺诺。你认同了开法拉利的比开大众的值得尊敬这一价值排序,面对前者你畏首畏尾,面对后者你色厉内荏—你早已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真假不辨是非不明。
成大功者必有大智慧。围棋的变化有360的360次方种,生命亦如此,每个“下一刻”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先很难做出准确的计划。但是,外界无法一目了然，你却可以了然于心,因为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对弈的主体也是人,把握了自己就把握了世界,对人心认识越深,就越能获得主动权。

错过了王阳明,中国停滞了数百年;得到了王阳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
人生糊涂识字始,人生强大炼心起;知行合一常磨炼,心学悟后无六经。

事实上,一个社会不可能在缺乏良知和信仰的情况下还能长期运转自如。人与人之间日渐消亡的信任,个体内心与日俱增的不安一一光明不直接感罚不接受它的人,但拒绝光明,停留在黑暗之中,这本身即是一种惩罚。

大多数人一事当前,往往脑子没动心先动,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控制,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人们做事之所以感到累,又常常是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这些事本身,只想要事情背后的东西。比如读书为了考大学,上大学为了找工作,工作为了赚钱。说极端些,中国人一辈子其实就干一件事—出人
似这般戴着镣铐过活,当然沉重压抑,离禅宗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相去甚远。

叔本华说，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重要得多,也比他人的评价重要得多。以明觉良知、完善自我、建立事功为导向,王阳明告诉世人一个观点:成功虽
以物质为表征,但莫不是以精神为其来源。

在一个充斥着“买卖”的社会里,人的痛苦本质上源于欲望大于能力,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

做不叹气的事,曾经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想把一件小事做精做专,都难如登天,因为太多的诱惑和杂音以及光怪陆离的价值观要来抢占你的大脑。
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之处在于,表面上说价值多元,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主宰所有人的思想,但其实骨子里绝大多数人仍被一种单一的价值观所奴役,那就是金钱至上。
有人喜欢月亮,有人喜欢六便士,但商品经济的消费主义强悍地驱逐了前者—一我们被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似乎不擅长攫取资源,不会当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在这个丛林般的社会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
执着于自己的立场,自认为代表真理,是一种作茧自缚、妨碍人体悟自性的意念。受制于此,则看起来气势汹汹,挥斥方遒,实则已陷入批评的反作
用力所产生的情绪里,无法获得安宁。
另一方面,沉重的毁誉得失又使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活得很累。怀着做个世俗好人的心态,放弃原则,活给他人看,以便落一个蜗角虚名。
长期迎合他人,不做真我,并不能取得你想象中的荣耀,反而越活越轻,失去存在感。
你庸庸碌碌,四处碰壁,直到有一天,发现把自己放空,看清了为什么活要怎么活,与他人无关,心安自足,如同站在万仞悬崖边,即使风声鹤唳，不再凄冷孤寂,因为那个饱满的自性,正与你紧密相依。
怀着这样的精神,做这样的事,不再有任何挂碍和恐惧,任何流言蜚语都与这个生命无关。你终于明白了要做什么样的人才会淋漓尽致、没有虚度。
人如果厘清自己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

许多人承受着生命的考验,却不肯正视这个议题,而宁可投机取巧,逃避考验,殊不知自以为得计时,已积累了更大的苦难,在余生等着他去品尝。
人通常意识不到自己会死。这种“我不会死”的自信,促使人忙着规划未来，做着不属于现在的事,积累了种种成就,也提供了人对自我的认同。
然而,这种我们认为可以占有的东西,使“我”异于我的存在,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借由对自身内在的了解,而是借由对身外之物的拥有。
而外在之物变动不居,以此来确证我是谁,必将不断随之而变,直至走形。
当一个早已异化却不自知的人,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不尽如人意时,就会觉得自己在人前何其卑微;而当他们继续占有更多东西的希望破灭时,就会
觉得活着已毫无价值。
这种错把务虚当务实的颟预之举虽说荒诞,但因习焉不察,生活中俯拾即是。
其实,无论是生时悟道还是死前悟道,人终究会悟道。
当生命来到尽头,再无烦恼忧心时,人就不再需要维护或隐藏什么。他已经百无禁忌,只须冲破死亡对生命的禁锢。
因此,临终之人,往往会产生无善无恶的意念。因其自我防卫机制已经瓦解,不再有个人的利害可图。
回顾此生,所有妄执,都因其有限而虚假的特性一一破灭,一个广表无垠的全新世界逐渐在眼前呈现。
由此可见,常人想看清世界的本质,不在世间大死几回(精神的崩溃与重构),焉能拆除那顽固的自我意识,洞见良知良能的自性?
而举凡成大事者,又有哪个没在性命攸关的搏斗里垂死挣扎,风凰涅粲，而后悟透了人生的真相?

与“假言命令”相对的,是“绝对命令”,即:做一件事是因为它符合你内心的良知和真切的选择,而非因其有用或能带来其他的便利。
康德之所以肯定“绝对命令”,是因为其代表了人本自具足的绝对价值,人不是工具。靠拍马屁换取晋升的机会,是为了外界加诸人的利益或目的而选择的行动,是“假言命”。
只有在“绝对命令”中,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才可以自称“知行合一”。
柏拉图曾说:人类对于不公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它的牺牲者。
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毫无底线的比坏型社会里。肉食者没有资格以道德和文化来回避法治建设、政治改革,而每一个公民,亦没有权利因制度之恶,
便纵容姑息人性中的残酷和冷漠。
广场效应表明,群体的理智远远不如个体。一面墙,如果出现涂鴉没被清洗,不用多久,墙上就会布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对恶的无能为力,让所有人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分饰两角:现实中的沉默者,网络上的卫道士。而当所有事物都被商品化后,人本身就丧失了价值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随之而来的便是富人视穷人为草芥,穷人视富人为仇雠,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试问: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吗?

公元527年,达摩祖师抵达建康,见到痴迷于佛
的梁武帝萧衍。
萧衍大建佛寺,精研教理,甚至亲自登坛讲经,还动不动就跑到寺庙剃度出家,自以为功德无量,夸
示于达摩,孰知只换来一句:“并无功德。”
萧衍不甘,追问怎样才算有功德,达摩对曰:既净化自我,又净化他人。这种度己度人的功德,不是
靠世俗的有为来求得的。

天公不语对枯棋。
人生之棋既已下完,就让这些余响都随风而散吧!毕竟,官方的褒贬从来就只能左右一时的舆论,而不代表永久的世道人心。生前,王阳明就从未在乎过那些飞短流长、是非荣辱。身后的赞誉和毁谤,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