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德里达发明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概念是在德里达讨论海德格尔及其“存在”问题的时候才成为一个中心词并获得了它的具体含义的。海德格尔曾经有一封写给恩斯特·荣格尔( Ernst junger)的名为《论存在问题》( Zur seins frage)的信,在其中他把“存在”这个词打上了“×”号。“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提问的开始,他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形而上学把“存在”导向了“存在者”,而“存在”问题本身则被遗忘了。但是我们在语言交往中仍然使用“存在”这个词语,那它究竞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在唤起“存在的声音”之后,“存在”本身已经悄然隐退,它“沉默”、“无声”,是原始的“非声音”( a - phone)。也就是说,存在的意义决不是“存在”这个词所唤起的历史的“先见”,也不是存在概念。在这里,存在”的本义与“存在”这个词语、意义与声音、“存在的呼唤”与它的发音之间,或者说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断裂。
文字与言语,言语与思想,思想与神言,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纯净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永远只存在一些“绝境”。“真理”是差异游戏的一个暂时的驿站,而非它永恒的家园。
“自我”,或者说“主体”,也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不断地被构成和解构的符号,根本就不具有稳定可靠性。“差异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求,让一切自以为是的哲学体系陷人绝境。因此,西方哲学就永远是差异的哲学,哲学家即永恒的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