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完全成功地将意识形态从他们对于威胁的估算中清除出去。与既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不会被允许阻挡由均势考虑决定的携手协作,但行政当局不准备容忍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胜利,即使它采取当地的和独立的形态。蒙羞受辱的危险、向真正的敌人表现出软弱的危险太大,以致不能默认这胜利,哪怕是表面的胜利也不行。

自1950年起,美国各届行政当局一直习惯于按照看似存在的对美国的威胁来界定利益,而不是按照某种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安全必需的、独立推导出来的标准来这么做。“遏制共产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而不管共产主义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究竟可能以什么方式在事实上挑战美国的安全。威胁已被听任来决定利益,而不是相反。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其多极世界秩序概念所做的,是形成一种独立于威胁的利益观念,然后根据利益来界定威胁。既然这些利益需要的是均衡而非意识形态一贯性,既然美国独自实现均衡的手段有限,因而美国当能可行地与社会制度不同甚而可厌的国家协作,只要它们在抗击对全球稳定的挑战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然而,白宫的新主人是理查德·尼克松,而且他
选择亨利·基辛格博士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事实将两个新因素导人了局势。一是意识形态僵硬与政治实用主义在尼克松那里的独特结合:前者奇特地促成了后者。尼克松多年来一直是如此坚定的反共分子,而如今的灵活性则带有政治家的风度而非软弱姑息的气味,从而给了他更大的行动自由,甚于同他竞争总统职位的自由派人物所能期望的。另一个新因素是基辛格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思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