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算计的关系,然而这意味着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算计和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这
同等的关注如果算计变得比被算计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比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就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战略,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战略。因而,“灵活反应”有了出乎意外的遗产:不是“微调”,而是笨拙的过度反应;不是协调,而是分寸大乱;不是战略精确,而是到头来战略缺失。

然而事实上,在多年里那些前提假设已逐渐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凯南强调要区分至关紧要的利益与边缘利益,区分对这些利益的各类不同威胁,区分在可供使用的手段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可行反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却未做这样的区分。凯南试图依靠在精心选择了的关键地区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杠杆来维持全球均势,约翰逊到1965年却已在一个由敌手选择的地区差不多完全依靠武力的使用。凯南希望驾驭民族主义力量,甚至在这力量由共产党人充当的地方,以遏制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影响,约翰逊却力图反对共产主义,哪怕在它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地方,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可信性。不仅如此,还有讽刺性的最后一项转变:约翰逊和后来的尼克松为了使美国解脱它自己的战略使之陷入的困境,变得以令人可悲的一贯性依赖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正是原本的遏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