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行政当局十分强调校准或日“微调”,即确保所采取的行动与形势相适应,并且十分强调整合,即以协调和目的明确的方式,将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应用于手头的任务。这些倾向可见于对肯尼迪的战略而言全都至关紧要的六大领域,它们是:(1)支持常规和非常规的军事能力;(2)增加战略导弹,这甚至在“导弹差距”神话被曝光以后仍在进行;(3)重新努力巩固同盟;(4)开始重视非军事的遏制手段;(5)试图更有效地经管对防务至关紧要的国内资源;(6)扩展艾森豪威尔的较早努力,开拓可能与苏联人谈判的领域。

至此为止,遏制战略交替地基于对称反应和不对称反应概念。凯南和杜勒斯都主张不对称反应,即不一定在它们发生的层次上抗击对均势的挑战,而是在最利于以美国之长克敌之短的场所、用最利于如此的手段来这么做。受青睐的手段对凯南而言是经济援助,对杜勒斯而言则是核威慑。国家安委会68号文件的作者和后来批评“新面貌”战略的民主党人都质疑不对称反应,理由是它提供的手段不足以回应多种多样的不同威胁。由于记住了这些质疑,肯尼迪政府在制定一种适于其利益观和威胁观的战略的时候,回到对称反应,将其当做理想的办法。

尽管有些断续,但这仍然是一位美国总统就所有战后行政首脑相信、但很少言明的下述法则做出的最精确解说:美国的利益不在于重塑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中制衡权势;民族主义只要反映自决原则,就不对美国体制构成威胁;因而,与它的较专制的对手们相比,美国能够较容易地同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协调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