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显著的欠缺表明,将需要某种不只是“耐心和坚定”的东西:要么手段必须予以扩充,以适合利益(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境况,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前景),要么(较多可能地)利益规定将不得不予以收缩,以适合手段。后者便是事实上在1947年春季期间发生的。这个时期意义重大,不是因为美国在其间承担了新的义务,而是因为它从此开始对它已经承担的义务进行区分。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手段有限这一生硬的现实再次迫使人区分至关紧要的利益与边缘性
的利益。然而,这个任务要求的不只是一套态度
套“耐心和坚定”大致归结成的东西;它需要的是一个战略,像所有成功的战略必需的那样,基于资源与目标之间经过谋算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环境中,“遏制”概念开始发育,而且它的主要构筑师—乔治·F.凯南的事业也随之逐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