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受试者。在一周开始的时候，某些工人被告知，如果你们能完成本周的生产任务，将获得80元的奖金。而另一些工人则被告知，本周你们有80元奖金，但是如果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就会失去这笔奖金。
不都是完成任务多拿80元钱吗？但是有区别。在第二组工人看来，80元钱已经是自己的了，关键词是“失去”。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叫做损失厌恶[插图]。人们总喜欢获得而害怕失去。实验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第二组工人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好。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在学术上有什么新意[插图]，我们可以先体会一下这个实验。完全相同的条件，只不过换了个说法就能让人更拼命地干活，这些工人难道像“朝三暮四”成语典故中的猴子一样笨吗？而事实是每个人都有损失厌恶，换一帮大学教授来结果也一样。更有甚者有很多实验证明，连猴子都有损失厌恶。


另一个更常见的现象是批评和表扬。比如你写一篇文章，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可能最多也就点下赞，更可能什么都不做。而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则更可能采取行动，要发表一番评论，非得告诉你他的意见。这样一来读者的负面偏见很可能会造成博客上更容易出现负面的评论。但文章的作者可能也有负面偏见，表扬的评论他会不在意，而批评的评论他可能很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就不太好看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作来说，该做什么早就有人设计好了，你就算有损失厌恶也用不上。但是有一类工作却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本能，这就是做决策。大到领导一个公司，小到买卖股票，只要你的工作要做很多决策，你最好能够理性行事。
本能归本能，有些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本能。他们知道自己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带来偏见，所以他们不轻易纵容这种情绪。他们看到好的冒险机会敢上，遭遇损失却不放在心上。他们看到好人好事主动夸，听说坏消息却能够保持淡定。
朝三暮四的心理学手段对他们没用。这样的聪明人，不会被自己的杏仁核绑架。

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怎么办？我会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受吗？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约翰逊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


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多变量测试（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乔布斯于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插图]，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


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埃·默里大学教授韦斯顿（Drew Westen）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被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参加社交活动、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最基本的一个结果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后的时间读书，就不能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取舍思维，英文有一个形神兼备的词可作解释：“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这个，来换取（trade）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后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人总爱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而撒切尔夫人说她“从不转弯”——可能是因为选民爱听这个，不过她的确不爱转弯。
不懂得取舍，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人口的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18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连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