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仅仅是试图寻找禁欲主义新教对人们的行为动机施加影响的事实和方向,并将其归纳为一点,不过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必要研究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是如何反过来对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和性质产生影响的。般情况下,即使现代人怀揣最好的愿望,他们也不可能认识到宗教观念曾经对文化和民族性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对文化和历史进行一种片面的唯心主义的因果解释,以此取代另一种同样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因果解释。这两种解释都具有相同的可行性,但是不论哪一种解释,如果它没能被用在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中,而是被当成研究的结论,那么它也就无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了。

清教徒愿意在天职中劳作;而我们现代人只是被迫如此。

另一方面,新教禁欲主义使得利用这种特殊的劳动意
愿合法化,从而雇主的商业活动同样也被解释为是一种天职。唯有在认真履行天职义务的过程中才能专一地追寻上帝之国,以及教会戒律自然要将严格的禁欲主义施加在人们身上(特别是施加在那些没有财产的阶级身上),这些因素显然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产生极为强大的影响。将劳动视为一项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与之相应,对获取利益的同样态度也变成了商人的自身特征。威廉·配第爵士洞察到了这个在他那个年代属于新生事物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将17世纪荷兰强大的经济实力归因为这样的事实:那个国家为数众多的反对者(加尔文宗和浸礼宗的信徒)“大部分是勤于思考又严谨的人,他们坚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负的责任。”

最为重要的是,要像上帝命令的那样,更进一步地把劳动本身当作是人生的目的。圣保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应该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人。厌恶劳动就是不得恩典的症候。巴克斯特自然不会再认可这些在履行劳动义务时的例外情况,他十分坚信财富不能使任何人免于遵从这一绝对的训令。即使是富人也不能不劳而食,因为即便他们不用依靠劳动来支撑自己的生计,但是他们和穷人一样,都必须要遵从上帝的这一圣训。上帝毫无例外地为每个人都设定好了一个天职,人人都应以此为业并辛勤耕耘。

而且,这些对财富的质疑是相当严肃的,因此为了理解这些疑虑真正的伦理意义和本质,我们就必须更为深入地对其进行考察。他们真实的道德异议在于,拥有财富会使人懈怠,享受财富会使人懒散并沉溺于肉体的享乐,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时精神涣散。其实,拥有财富之所以招致非议,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有使人懈怠的危险。因为圣徒永恒的安息是在天堂;而在现世中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蒙恩,就必须“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依照上帝意志的明确昭示,人们不可安逸享乐,而唯有劳作方能增添上帝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