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非常想见一见李夫人的脸，李夫人就是不肯，最后汉武帝很生气地走了。李夫人的姐妹责怪她，干吗这么惹皇帝生气？李夫人说，我不让皇帝看我现在的样子，是为我的兄弟好，“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见不到现在的我，皇帝会一直记得我最美的样子；见到现在的我，那只会从此嫌弃我了。

汉武帝这时也不想引起汉地社会的太大震动。这支军队的主力是“属国六千骑”，属国是指内附的少数民族，属国六千骑即主要由匈奴人组成的六千骑兵；此外有“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这显然就是免得你留在家乡惹事，到西方后能建功立业最好，不然死掉也好的态度。

和平安乐的岁月里，赌只会制造不幸；但历史的某些关键突破口，也许只有赌一赌才有希望。这也就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人类进化的亿万年历史中，对赌的爱好始终保存在天性之中，大约也正是为此。

如果夜郎人或滇人有类似“高贵的野蛮人”的观点，可能会反问一句：“汉朝诚然广大，但那都是长安城里的皇帝的，和你们这些臣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确实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但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加自由而天真？
想来，这个年代锐意进取豪情万丈的大汉使者，也不会为这个问题而困窘。谁的生活更幸福，这类争论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重点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要求你接受我们的生活，你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司马迁当然是有偏见的，可不容否认的是：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现在，他把他喜欢的事实写得更动人。
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在许多问题上，看法都和司马迁不同，但他仍然称道这位前辈史家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偏见和实录并不矛盾，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各式各样的偏见并存，远远好过唯一的正确答案。

也就是说，儒家的尊君，往往尊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君权，而不是具体的君主个人。而卫青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作风是“和柔自媚”，绝不可能拂逆皇帝，当然更不要指望他“面折庭争”。皇帝对他的态度，也确实像是对一位佞幸而不是一个大臣。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祖上是贵族、以亢直敢言著称的臣子汲黯，汉武帝如果不穿正式的礼服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见他；出身卑微，被前辈儒生讥讽为“曲学以阿世”的丞相公孙弘，汉武帝闲暇时和他见面，有时不戴帽子；而卫青在身边的时候，皇帝可能一边上厕所一边和他交流——联系到姐姐卫子夫就是在厕所里得到皇帝的宠幸，这个场景简直暖昧。

即使主父偃自己，恐怕也更愿意接受班固对其的评论。“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从这样的话里，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仇恨。人心险恶凉薄，本来就是他对世界最基本的认知，世人对他越坏，就越证明他是对的。
同样，以主父偃这样的人为例，论证通过践踏道德底线来追求成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也从来不会有任何警示效果。相比被歧视被践踏的困厄一生，成功宣泄仇恨之火后毁灭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快意得多的结局。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

也就是说，司马迁对不同的游侠做了精心区分，认为有人是好的，而另一些人则令好游侠蒙羞。而对制度精神理解更深透的班固则很清楚，这种区别并不重要，游侠的罪恶，在于其存在本身。

汉朝的皇帝对首都的意义则另有理解。都城是经过朝廷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皇帝和权贵的生活区以及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公里，而单是未央宫的面积，就有五平方公里，是今天北京故宫的七倍。

事实上，司马迁不算了解战争把他的作品和《左传》比，差距尤其明显。《史记》关于战争的叙事，善于捕捉战场上的精彩画面，对某个局部的描绘经常令人神驰目眩，但对军政管理、后勤补给、军事地理之类的问题，记录错误极多，给今天的学者创造了无数写考据文章彼此论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