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数十年战争荡涤,使大多数书院化为烟墟。但大难之中,仍然有非常特异之人,坚持讲学,而且讲学书院者,照例多是坚毅忠贞之明代遗民。这是当时最基本的情形。兹以清初三大儒奇逢、黄宗羲、李颙例来作说明。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人称夏峰先生,保定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万历二十八年(100年)举人。天启年间,以建旗击鼓,置身家性命于度外,营放左光斗等东林志士,而名列“范阳三烈士”中。崇祯年间,又以率领亲族对抗进扰京蒙的清兵,与官兵共守容城,最终抵挡进,保全城池而著名。明亡,立志不仕清朝,专以讲学为业。顺治比年,(1650年),遭遇满族贵族王公圈地,容城田庐被圈占,遂家南迁河南辉县,讲学于苏门山下的百泉书院。制订以约定交、约崇俭、约受善、约忘己为主要内容的《苏门会约》),作为讲学结社的戒约。当时,“每月两会”,“亭午即集,烛不及跋”。入会之人.或素嗜烟霞,而鸿冥不下:或身经仕路,而属性难驯;或冷暑优游,而默深乎禅理;或灯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可谓各色各样,但“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都是典型的易代遗民。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经过内容和形式的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是为积极的变革。而另一方面,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书院不分官办、民办,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其间新出现的教会院、华侨书院,因交融中西、联系中外,而应受到特别的注意然,书院继续输出,由东洋而西洋而南洋,走向世界,更是清代引人注目的亮点。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观验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院制度的移植始于明代,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与我相邻的“东国”朝鲜。朝鲜书院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有“东国朱子之称的李滉,他在当年请求创建书院的上书中就说:“惟我东国,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所未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①因此,他援引明一统志》所载天下三百余所书院之例,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我东书院之作,委于嘉靖年间,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②从此,中国书院走上了移植朝鲜的征程,并由朝鲜而日本,而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张居正的书院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反对空谈废业不许别创书院,希望重振官学教育,到最后为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惜禁学毁院的这样一个思路历程。对于这种以禁书院来重振官学,尤其是以拆毁书院而封杀天下讲学、清谈议政自由的举动,在当时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抵制。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不久,因为邹元标奏请,朝廷即颁旨:“凡天下书院,俱准复之。”拨乱反正,基本结束了其禁毁天下书院的错误主张。但权臣余威抑或政策的惯性,对书院建设带来的危害仍然不可小视。在万历十二年,我们还能见到福建龙溪县因革私创书院之诏,而将观澜书院改作孔氏家庙的记录。①万历后期,围绕罗汝芳、顾宪成在宁国府志学书院、无锡东林书院的讲学,更引发朝野争议,并最终导致天启年间魏忠贤残害东林、禁
毁天下书院。

3.天启之毁:魏忠贤残害东林
一代名相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也是难得的改革家,万历前十年尽管有不少问题存在,但毕竟还是一个富有朝气的振兴的时代。张氏身后,明王朝政治日益腐败,社会为盾激化,很快走向衰落。政坛上,万历皇帝以挣脱权臣的约束而放纵自己,集酒色财气“四病”于一身,深居宫中,尽情游乐,大肆敛财,不理朝政,大臣们则因循唯诺,无所作为,以求自保。其结果是,官府失职而混乱,朝纲不振,官吏们“报君之心已灰,纳贿之门如市”,对国计民生漠然视之,并且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日渐结党营私,形成所谓浙党、宣党、昆党、楚党、秦党蜀党等派系。
与此同时,民间书院讲学之风日盛,到万历末年形成了东林关中、紫阳、江右四大书院群体。讲学之人,多为政治斗争中被清洗的正直官员,尽管他们惩于嘉靖、万历禁毁教训,有意在书院规章中规定,不议时政,不谈朝廷、郡邑得失,但一本出为忠臣,处则风范地方之圣训,从“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的学术原则出发,书院仍然免不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进而成为清议、公正的化身。再加上反对派的打压与催生,书院就由讲学之所,日渐变成具有社团性、政治性的社会民间组织,并被人冠以“东林党”之名:恶者欲以东林名“党”而加讨灭,善者则以同志而聚于东林名下。尤其是经过(李三才)人阁、京察、挺击、红丸、移宫几大政治事件之后,东林书院也就成了天下讲学书院的代名词,并与东林党画上了等号。

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此正是东林获幸之所在,亦是其招祸之所在。俱往矣,其功过是非,历史已有公正评价,可以置之不论。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东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末的危局中,开创了一个书院议政的传统。这种传统,受到稍后因崇祯十一年(1638年)就学长沙岳麓书院而成名于天下的王夫之的欢呼,更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主帅胡适的欢呼,称其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前者死,后者继”,“制造奥论”,使书院成为了“代表民意的机关”,因而“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

从表6.5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办书院占56.67%,表明官力已经继明代以后稳固地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此其一。其二,考虑到官本位社会中创办者不明即表明不会与官府有关的基本事实,那么民办书院的比例就会从24.1%上升到42.7%。如果再去掉官办书院中的水分,那么,在清代官民两种力量对比中,实际上会维持在大体平衡的状态。事实上,与表5.6对比,清代官办书院比明代还下降了差不多1个百分点。因此,最激进的表述,也只能说民力地位下降,官力超过民力成为影响清代书院的主要力量。民力已经无足轻重的结论完全不能成立。
另外,皇帝直接加入到书院建设之中,以及外国人、华侨成为书院建设的生力军,也成为继少数民族成员成为主要力量之后的个亮点,造就了皇家书院、教会书院、华侨书院这三个新的书院类
别,是为清代书院建设的特色,值得引起注意。

一、明季三毁书院
明季禁毁书院,论者多指为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行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等次,而称作四毁书院。①其实不然。据史志记载,仅万历之禁,至少就有确指为初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者,计有8次之多。天启也有五年、六年二说。再加嘉靖二次合计有12次。若依例而称作十二毁书院,则不胜其烦。因此,我们主张循其讲学而招禁毁的内在逻辑,表述为嘉靖、万历、天启三毁书院,或径称明季三毁书院。

嘉靖禁毁对书院的危害,因有“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的记录,一般皆认为不是很大,仅限于湛若水活动的南京地区也仅针对湛若水所建的书院。其实不然。湛若水只是突破口,打击的对象还有王阳明及其讲学门人,由南京而及于全国。在湖南就有这样的例证。据万历《慈利县志》卷二记载:“月川书院在观嘉,嘉靖十年,知县刘长春建为庠士肄业之所。宇堂整饰,规制宏,有爱月堂、留月所、吸月湍、弄月矶,极为佳胜。寻以未经申详,当路革去。今废。”刘知县可能是一位月神崇拜者,爱、留、吸、弄者皆为空中之月,浪漫而极有情趣,有意将书院建成人间月宫。)可惜刚建六七年,即有禁令下达。于是“以未经申详”,而被当路革去”。到万历年间,再遇权臣厉禁,宜乎当年地方志记作“今废”。

细读萧知府此记,我们可以体会其“籍诸生以为影”的良苦用心，肆于民上、颐指气使、奔走趋承的官场之弊,利禄荣名的内心困扰,赞毁讥谗、荣辱得丧的外部诱惑,凡此种种,无不使官场中人心忽、心羡、恶怒、动摇,只有到书院与诸生聚讲,才能乐心惕焉若寐之醒焉,豁焉若滞之决焉”,使忽、羡、恶怒、动请意“与汗而俱出”,清净心境,坚定德性,意在高悬诸生之"、“警策”、“夹持”那些“泛泛于洪涛巨浸之中莫能自树”的已仕之人。此即所谓“藉诸生以为鞭影”,也即所谓“先生以仕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吾辈以学仕”。生以学仕,就是要求院中肄业者在入仕之前,要以官为“鞭,时时“警惕”,修身养性。

仕学合一策鞭影：稽山书院
除了上述专为在职官员设置的仕学书院之外,在明代还有一种设置“仕学所”,倡导仕学合一之旨的书院值得记述。据万历《绍兴府志·学校》记载(绍兴)府城内稽山书院在卧龙山西冈,山阴地。宋朱晦毫氏尝司本郡常平事,讲学倡多士,三衢马天骥建祠祝之。其后,九江吴革因请为稽山书院,岁久湮废。明正德间,知县张改建于故址之西。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后为瑞泉精舍,斋庐庖猫咸备。时试八邑诸生,选其尤者升于书院,月给廪饩。万历七年,奉例毁书院,遂为吴氏所,赖尚书兑持之,不遽毁十年,知府萧良幹来,始复而修之,改名朱文公祠,又即瑞泉精舍址建一堂,题曰“仕学所”。

《棠溪春意诗》序
名区胜地,自有字宙则有之,而景与心会者十不一二。江山人所乐也,或对之而陨涕；花鸟人所悦也,或感之而增悲。谷风之和舒,迟日之暄丽,门之与蓬户一也。吾松自古称富侥郡,而近数年来旱潦相伤饥馑并作,殍流之氓,逃亡之室,所在相望。而侯之始至,道当其时,清心以检身,约已以绳下,凡可以椓吾民者,丝毫无所容焉。而又跋履郊廛,出入阡陌,为之筑堤防,疏壅滞,以备患于未然。盖庚午辛未之间,侯之无宁居者几半岁,而田事新,天亦悔祸,岁乃大熟。虽侯之谦虚,退弗敢承,而四境之内,饱而嬉,暖而游,睹霖淫而弗恐者,其中固了然矣。前乎此之棠溪未尝无春也,而若罔闻见,今日之棠溪春非异于昔也,而歌咏兴焉。彼一卉木一禽虫之类,果足以尽诸君之意哉?一卉木一禽虫不足以尽意,而诸君之意实于此发之,则是诗也,乃碑而韵者,而可视以为流连光景之作也。

“学而优则仕”源出于孔子《论语》,历来被视为儒家信条绝大多数儒生奉此而规划着自己的理想蓝图,孜孜以求,勉力向上。于是,读书做官也就成了天下士人的人生常态,并进而内化成一种社会思维模式,时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读书人。然而,查阅《论语》原文,其称:“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面优则仕’。”原来在学优则仕之前,还有仕优则学一句。大意是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对此,宋代大儒朱熹的解释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其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在肯定“学而仕”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仕而学”的重要,认为做官之余努力学习可以使官做得更好,此即“资其仕者益深”之谓也。其语不可谓不善,其意不可谓不长。

王府书院
明代皇家藩王加入到书院建设的行列,并创造出了独具将色的王府书院刻本,这是宋元两代都不曾有的现象,它既表明皇室成员对书院的支持,也反映出书院可以满足藩王这一特殊人群的文化需
求。为了强化皇帝集权的中央专制制度,明代自朱元开始,将其子弟分封为王,遣往各地设藩建府。各藩王府政治上受到严格控制,不得参与朝政和干涉地方政务,但其社会地位崇高,经济势力强大。其政治既不得用力,于是就转而朝向文化事业,进入书院建设的队伍。
藩王府投身书院建设的具体情况不一。有捐田助学者。如饶藩永丰王朱厚爊,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捐置都昌柳氏田产292亩给白鹿洞书院,岁入紫阳仓租谷432石,“以养俊髦”。邹守
益曾作《宗藩义田记》以纪其事,并对这种“藩封世禄”不像般王府那样“徼福佛老”,而进入“隆儒重道”的助学行为大加赞赏。也有建院讲学者。如南昌宁王府朱宸濠,正德六年(1511年)创建阳春书院,请安成举人刘养正主讲,网罗人才。当时声名传于远近,王守仁曾遣其门人冀元享到书院讲学。冀看出阳春书院讲学的背后是为宁王反叛而罗织人才,很快设计逃脱。后来,因此而兴冤狱,王守仁受拖累不轻,冀则死于狱中。平叛之后,阳春书院改名为正学书院,继续聚徒讲学,但已划归地方而不属藩王府所有。经此一段由书院讲学而滑入政治斗争的变故,藩王府书院大多已不
学,转而以刻书为主要事业了。

立书院与联讲会(学会),是社团书院运作形式的一大特色。讲会(学会)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它常常利用书院固有的学术讨会、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形式开展活动,它可以以书院为基地展开工作,也可以单独运作。因此,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享的讲学形式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著名的讲会很多,王守仁与其弟子钱德洪、王畿经营的越中书院讲会、姚江书院讲会,王题写《惜阴说》而予指导的江右王门书院惜阴会,有关情况已备记于前,徽州紫阳书院讲会、东林书院讲会、关中书院讲会、首善书院讲会,以后将有涉及,此不赘言。其他还有青原会、云兴会、同善会、西原会、水南会、兰西会、水西会、君山会、光岳会、九龙会、复初会、复古会、依仁会、天泉等,皆得备记于此。
需要说明的是,论者多将作为讲会之所的书院称为讲会式书 院,其实也无不可。但考虑到书院与讲会之间的联系和分疏,尤其是这类书院所表现的明显的学术团体的属性,我们还是主张称之为社团书院,以揭示其带有时代烙印的学术特色及隐含其中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