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记忆已经恢复，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在长安城里。我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那座湖心的水榭。在四面微白的纸壁中间，黑沉沉的一片睁大红色的眼睛——火盆在屋子里散发着酸溜溜的炭味儿。而房外，则是一片沉重的涛声，这种声音带着湿透了的雪花的重量——水在搅着雪，雪又在搅着水，最后搅成了一锅粥。我在黑暗里坐下，揭开火盆的盖子，乌黑的炭块之间伸长了红蓝两色的火焰。在腿下的毡子上，满是打了捆的纸张，有坚韧的羊皮纸，也有柔软的高丽纸。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我没有点灯，也没有打开铺盖，就在杂乱之中躺下，眼睛绝望地看着黑暗。

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

此时公园已经锁了门，但在公园背后，有一条街道从园边穿过，这里也没有围墙。在三根水泥杆子上，路灯彻夜洒落着水银灯光……我身材臃肿，裹着这件呢子大衣坐在路边的长凳上，脸色惨白，表情呆滞，看着下夜班的人从面前骑车通过。这是1975年的冬夜，天上落着细碎、零星、混着尘土、像微型鸟粪似的雪。
想要理解1975年的冬夜，必须理解那种灰色的雪，那是一种像味精一样的晶体，它不很凉，但非常地脏。还必须理解惨白的路灯，它把天空压低，你必须理解地上的尘土和纷飞的纸屑。你必须理解午夜时的骑车人，他老远就按动车铃，发出咳嗽声，大概是觉得这个僻静地方坐着一个人有点吓人。无论如何，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我也不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叫他赵师傅。当时叫“师傅”是很隆重的称呼，因为工人阶级正在领导一切。

这家委托行有黑暗的店堂，货架上摆着各种电器、仪器，上面涂着黑色的烤漆、皱纹漆，遮掩着金属的光泽——总的来说，那是在黑暗的年代。就如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

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东西比水比重大。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流水更重。

我和莫迪阿诺的见解很不一样。他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觉得够够的，根本恨不得忘掉一些。但如你所知，我和他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认为，丧失记忆是个重大的题目，而记忆本身，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是摆脱不了的。

在薛嵩到来之前，我走近自己的房间。除了不能改变的，这间房子里的一切都改变了。不能改变的是这座房子的几何形状，窄长、通向天顶，但我喜欢这种形状。以前的草席、软垫子通通不见了，四壁和地板都变成了打磨得平滑的橡木板。当然，推开墙上的某块木板，后面会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衣物、被褥等等，但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头顶的天窗也没有了，代之以一溜亮瓦，像一道狭缝从东到西贯通了整个房间。于是，从头顶下来的光线光线就把这间房子劈成了两半。这间房子像极北地方的夏季一样，有极长的白天和极短的夜。从南到北的云在转瞬之间就通过了房顶，而从东到西的云则在头上徘徊不去。这个季节的天像北冰洋一样的蓝。这正是画家的季节。

我们从翻滚的落叶中走入无人的街道，爬上楼梯，走过窄窄的天桥，低下头走进房门，进了一间背阴的房子。这里灰蒙蒙的一片，光线不好，好在顶上有天窗。这房子又窄又高，就是为了超过前面的屋脊，得到一扇天窗——就如矮的人看戏时要踮脚尖。前面的地板上铺着发暗的草席，靠墙的地方放着几个软垫子，垫子里漏出的白羽毛在我们带进来的风里滚动着。

我孤身在黑暗里，品尝着黄连木的苦味，呼吸着地下的霉臭气。生活中重要的是光亮，但这里没有光亮。生活中重要的是声音，但这里没有声音。地下的寒意从身体表面侵入到腋下、两腿之间。这种处境和死亡不同的是，我还可以想事情。思维这种乐趣，与生俱来，随死亡而去。当人活着的时候，这种乐趣是不可剥夺的......

这座金字塔里佳丽如云，长安最漂亮的女人住在里面。进这座塔是女人最大的光荣，但是在这座塔里面，漂亮绝无用武之地。学院也是这样的地方。能进学院说明你很聪明，但在学院里面又最不需要聪明。在这里待久了，人会变得癫狂起来——我就是这么解释自己。

领导和我谈话时并没有注意到，我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宇宙：在其中不仅有红线，有薛嵩，有小妓女和老妓女，还有许多别人。举个例子，连他自己也在内，但不是穿蓝制服，戴白边眼镜，而是个太阳穴上贴着小膏药的老虔婆。假如他发现自己在和如此庞大的一群人说话，一定会大吃一惊。除此之外，我还是相当广阔的一段时空。他要是发现自己对着时空做思想工作，一定以为是对牛弹琴。除了时空，还有诗意——妈的，他怎么会懂得什么叫做诗意。除了诗意，还有恶意。这个他一定能懂。这是他唯一懂得的东西。

白衣女人曾说，我所用的自由派、学院派，词义很不准确。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所谓自由派，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学院派则相反。

总而言之，我所有崇高的努力都会导致最恶毒的玩笑。也许我该往相反的方向去想。于是我又撕了一张黄纸片，在上面写下三个最恶毒的玩笑：《唐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宋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元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所以说它们是最恶毒的玩笑，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的东西，而且这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知道。

希腊先哲曾说：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善恶同体；上坡路反过来就是下坡路，善反过来就是恶。薛嵩所拥有的，也是这样一种智慧。他设计一种机构时，同时也就设计了破解这种机构的方法——只消把这机构反过来想就得到了这种方法。在他那里，造一把自己打不开的锁，成了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