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科技发展与人为决策，促使当代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自然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 我们所生存的“媒介化社会”深深地嵌入“世界 …… [ 展开全部 ] 风险社会”之中。媒体不仅是风险呈现、论争与沟通的媒介，还建构了现代风险。本书在“传播与现代性”的复杂理论背景下，将全球化理论视野与中国社会问题相结合，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究了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问题。本研究认为： 一、风险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体现了风险政治运作与风险话语权的博弈。大众传媒是风险的预警者，发挥了建构、批评与沟通的社会功能。大众传媒所建构的风险议题，主要涵盖生态环境、健康、高科技、公共决策、金融与社会安全等领域。媒体风险的建构，既受制于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还受制于社会的“硬控制”（政治、经济与法律等）与“软控制”（文化、社会心理、伦理、历史、地理等）。媒介作为文化、社会的再生产机制，媒体风险建构必然受制于其运作逻辑、再现逻辑与权力逻辑。无论是传递风险信息与呈现风险观点，还是“定义”风险，媒体的风险建构总是深深地卷入话语与权力的冲突之中。 二、风险传播从“风险告知与公关”的科技范式向“风险沟通”的民主范式转变，强调政府、媒体、公众、NGO组织等主体的多元信息互动，建构了社会对于不同风险争议的容纳力。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回应了风险传播实践的困惑，但这必须与一定的制度安排、公民素养、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相结合。 三、媒体要促进风险沟通，必须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科学精神的融合，保障公众的风险知情权、重建社会信任，并促使公众由对风险报道的批判解读向利用传播媒介参与风险沟通与决策转变。 该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前沿领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紧迫课题。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传统危机传播的研究领域、理论视野并深化其学术内涵，为转型中国的传播社会学、风险政治学、危机治理研究开启新的理论空间。首先，倡导风险传播研究从“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换；其次，运用传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视野从现实危机的报道扩展至可能、潜隐风险的报道，并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反思“风险、传播与发展”的现代命题；最后，研究聚焦新兴的、复杂风险议题的媒介再现与沟通，如基因科技、工程决策、环境污染、全球气候暖化、核能、医药健康、“邻避运动”与群体性事件等报道研究。 二、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社会建构与风险沟通的角度，实现跨学科研究的交叉、整合与创新。研究不仅涵盖了新闻传播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还涉及食品安全、环境资源、公共卫生、转基因、工程决策等诸多领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究媒体风险建构的传播机制、制约机制与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媒如何促进民主的风险沟通。 三、强化了“传播与现代性”的理论反思。从建构主义视角研究新型风险议题的媒介再现、风险话语的权力竞逐、集体行动的媒体动员、风险传播的范式转化，探究现代秩序与意义、“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风险沟通民主等紧迫议题，在协商、对话中建构理性的“风险公共领域”，寻求化解风险传播理论困境的研究路径，尝试建构风险传播理论体系与分析框架。 四、突破传统研究只重视报刊与互联网的局限性，强化风险的视觉建构研究。针对现代风险的“潜隐性”，聚焦电视画面与新闻摄影对风险再现，探究视觉传播在风险建构中揭露、强调、浓缩与具象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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