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考了片刻是否要着晚礼服去参加班克林的派对，但又觉得那像是穿着晨礼服去上断头台。

他声称旅行本身便具有教育价值，这大概便是他向父母解释即便他在巴黎没有修读任何课程但也受到了更多教育的理由。

这样的一个早晨,我在温暖的阳光中醒来,仿佛周身环绕着一层青烟,在巨大的幸福当中随波漂流……高高的窗户悬浮在令人晕眩的光线里,窗角隐约可见白云的痕迹,好像天使洗的衣服在巴黎灰色的天际挂成一排。树木昨夜悄然转绿,在公寓里灌满轻柔的摩挲声,抓住了阳光,留下斑斑点点。

上船之前,约翰在大学好友小詹姆斯·帕丁顿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辽了一夜,然后搭乘“拉普兰”号去往英格兰,再飞越海峡来到法兰西。他曾经告诉帕丁顿说自己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迷人的法国女郎,到了巴黎之后二人出双入对,还在旅馆房间中共度了一晚,发生了难以避免的事情。如今,这个“第一次”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我们十分想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可靠,抑或约翰只是在吹牛。但就像这趟旅行中其他许多事件一样,我们不知道其真实性。

在哈维佛时,卡尔的数学成绩尤为糟糕。“从第一天起,”同学乔·麦克纳米说,“他就让代数老师知道他一点也不想学这门课。卡尔先生是个作家,他讨厌数学。”他代数课的分数是2,而满分似乎是100分。二年级时,他上了经济学课,分数也很差—-16分。菲尔博士曾表达过卡尔对这些科目的看法:“代数,经济学,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小事。”
杰克以52.6分的总分完成了第二年的学业。如果想继续第三年的学习,他需要达到平均分65分。哈维佛的教职人员认为只要他能够通过平面几何的入学测试就可以让他回来念书。小詹姆斯·帕丁顿是杰克·卡尔在梅里恩楼住时的朋友,他回忆起卡尔第一次为了数学课而努力的情形,“他把整本书都背了下来,甚至可以告诉你某个公式在哪一页上,但他却解不出任何一道题。”根据哈维佛的记录,卡尔在平面几何考试中得了35分,这对于他个人而言简直是个惊人的成绩,但距离通过考试还差得很远。有两个同校学生仍记得学校并不想开除卡尔,因为他很擅长写作,所以学校给了他一个选择:“如果你能去上学校里最难的课程,并且通过考试,我们就可以不管你的数学成绩。”他们让他学希腊语,但卡尔拒绝了,离开了哈维佛。

但除了英文之外,卡尔所有课程的分数都低得可怕。他的同学们可以回忆起他彻夜写作的样子,杰克总是带着满眼的血丝去上课,却从来不是为了学习而熬夜。《哈维佛人》的广告经理塞缪尔·库克说:“我不觉得他曾经在哪门课上花过半点时间。”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小华尔特·桑德海姆也有同样的印象:“我觉得他对写作更感兴趣,比对学习上心多了。”哪怕是威廉·莱策尔的英文写作课,卡尔也不愿意多花心思。他的同学赫伯特·恩斯沃斯回忆道:
因为我的名字以“E”开头,而他的是“C”,我们在第一年的写作课被分到了一组,每周要写一篇小短文,然后读给班上的一小群人听。我总是用心写文章,而他总是在上课前一个小时才开始写,匆匆完成。我先读我的,也许差强人意。然后他读他的,而他写得总是很棒。

真相总比小说要简单。

最令人头疼的是,他们还经常以对方的名义创作小说或诗歌,甚至屡次将作品冠以同学的名字发表。这听起来有些像卡尔晚期小说中的诡计。实际上,普罗科施声称,“卡尔是这团乱麻的始作俑者,我们其他人只不过是顺从的共犯罢了”。

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读者收到了一份解谜挑战,胜利者将获得二+五美元的奖金,而卡尔的解答将会在下一期杂志上放出。从后来的采访中得知,约翰并没有那么多钱作为奖金,但他相信没有人可以找到答案。也许绝大部分《哈维佛人》的读者确实没有能力拿到奖金。这篇故事是匿名发表的,塞缪尔·库克记得学生们在书店里不仅猜测着莫顿消失的真相,还对作者的身份产生了好奇。但化名只是像披了斗篷一样只对陌生人有效,每完成一个章节,杰克·卡尔都要把故事读给碧·克利福德和其他朋友们听,挑战他们的解谜能力。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但令他懊恼的是,一个名为爱德华·陶兰的新生在刊物发售后一小时就跳了出来,给出了正确答案并索取奖金。约翰不得不请求父亲寄钱过来。

最靠近心脏的地方往往存在的是幻想……在梦中你得以卸去现实沉重的束缚,得以成为那个勇往直前、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的自我。如果我们总是禁锢于现实之中,则无疑将成为可怜之人。真实?还有什么比人们心中最深处的渴求更真实?……现实主义者是那些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后快要吐出来的人,他们会毁了你所有有趣的念头。他们会拆了古老的肯纳尔沃斯堡,代之以繁忙的加油站……但传递浪漫的情愫则完全是我们力所能及之事。我们可以假设小说中有一种能够超越宿舍管理员的拖把那沉重的打击的存在,而这至少是完全无害的。写作最危险也是最令人着迷之处莫过于作者发觉纸上的愤世嫉俗过于浅薄,转而戴上拜伦式领结,投向浪漫主义怀抱。

那天晚上，奥赛码头的高处点亮了灯，光线倾泻在黑暗的塞纳河上，投射下灯罩的影子，巴黎的灯光低声吟唱，仿佛一首古老的华尔兹。就和其他正统的法国人一样，班克林热爱他的巴黎。他爱开着粉色和白色小花的树木、手风琴和那近乎于哀伤的华丽。

浪漫总是令现实黯然失色。

约翰的一位同学曾经将哈维佛形容加园牧歌般的景色,他回忆道:“公园里有一片满是柳树和山茱萸的林地,穿过树丛,眼前便出现一片广阔的草坪,平整地铺在山坡上。浑圆的池塘里芦苇丛生,两只天鹅悠哉地游过水面,远处山上那高耸的花岗岩顶峰清晰可见。”

在犯罪调查中有许多设计巧妙的骗局,让侦探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觉得要那样行动。小说家想要用科学来解释,在人们的胳膊上放置血压仪,给他们做弗洛伊德测试——他们忘记清白的人总是神经紧张,而且会比凶手本人更像罪犯,甚至内心也是如此。他们忘记这些机器是最爱发牢骚的人操作的——人的机器。你的心理学侦探想要挑出犯下罪行的那类人。之后,他到处搜寻了一番,找到一个人,说‘瞧这凶手’,不论证据是否指向他。我希望你允许我说该死的废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犯罪的人是不存在的。一桩大胆的犯罪必须是一个大胆的人犯下的,这样的说法就是在主张一个醉醺醺的作者只能写出酒类主题的作品,或者一个无神论艺术家绝对不能画耶稣受难。往往正是酒鬼写出了最克制的文章,正是无神论者发现了最可信的宗教证据。
“错综复杂的犯罪绝对能说服你所谓的‘推理’有多么不正确。它把事情浓缩成愚蠢的、有限的数学规条。

“非常漂亮的棋局,不是吗?”过了一会儿他评价说,“当你试图逆向推演一盘棋局,或者下盲棋时,大概会产生一种可怕且无从下手的感受。你的对手从国王被将军的一刻开始,试图将棋子移回它们一开始所在的地方,而这正是你无法将普遍规则和数学法则应用到犯罪上的原因。伟大的棋手能够具象出自己完成下一手后棋盘上的局势,伟大的侦探则能够通过手上的碎片线索具象出事件原本的样子。他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发掘出罪犯眼中的机会所在,并还原罪犯的一举一动。这是一种伟大、丑陋而又可怕的换位思考。没有人比侦探更精于推理、演绎、逻辑之类酷炫的夸夸之谈,但当他说起‘推理’时,所指的却往往是‘想象’。我反对将‘推理’那种廉价而刻板的学究式东西冠名于更为伟大的方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