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在山峰上的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对你说来,是充满油垢的污水,还是轻风习习的空气,完全没有什么两样。你只顾安安稳稳睡你的大觉,再也不去思索你是怎样死的、死在何处这类龌龊的事情。而我现在却是这件龌龊事儿的一部分。远比鲁斯蒂·里甘更大的一部分。但是那位老人,就不必叫他牵扯进来了。就叫他在那张支着华盖的大床上静静地躺着吧,叫他那没有血色的双手搭在被单上等着吧。他的心只不过是短暂模糊地呢喃。他的思绪像尘灰一样飘忽灰暗。过不了多久,他也要像鲁斯蒂·里甘一样,长眠不醒了。
在进城的路上,我在一个酒吧前面停下车,喝了两杯双份威士忌。我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好转过来。这两杯酒只不过使我想起了银头发。这位姑娘我后来再也没见到了。

她的整个身体瑟瑟发抖,一张脸就像一张又酥又脆的馅饼皮一样裂成八瓣。但是她还是把裂开的几部分又重新拼在一起,只不过很费力气,就像纯靠意志力量把一件非常沉重的东西举起来一样。

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带的手套。

“啊——哈。我是个机灵鬼。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感情也不存在什么良心谴责。我想弄到的就是钱。我是这么财迷心窍,所以每天有二十五块钱外加一笔报销费——主要是报销汽油费和威士忌酒钱,我就把脑筋开动起来,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儿脑筋的话。我拿自己的整个生命前途来冒险,触怒了警察,冒犯了埃迪·马尔斯和他的一帮打手,惹得这些人对我恨之入骨。我整天躲枪子,吃棍子,逢人就说‘非常感谢,如果您再有什么麻烦事,希望还来找我。我给您留下一张名片,也许万一还用得着我’。我干这些事就是为了一天挣二十五块钱——或许还多做一些为了保护一位身心交瘁、病魔缠身的老人血液里还残存的一点儿自尊心,因为我考虑到他的血液不是毒汁,考虑到他的两个小女儿虽然有那么点儿野性子,同如今许多有钱的姑娘差不多,但毕竟还没有堕落,没有成为杀人犯。就因为这个我就成了狗杂种了。没关系,对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早就被各式各样的人这么骂过,包括你那位小妹妹。因为我没有跟她上床睡觉。她骂得比这个还难听呢。我从你父亲手里得到了五百块钱,这钱不是我向他要的,他也花得起。他还答应给我一千块叫我去找鲁斯蒂·里甘先生,如果我找得到的话。现在你又要给我一万五千块,我简直成了财主了。一万五千块钱拿到手,我可以买一套房子、一辆新汽车和四季衣服。说不定我还可以到哪儿去度个假,不必再为错过了一个主顾而担心。真是太好啦!可是你给我这笔钱为的是什么呢?是要我继续当我的狗杂种呢,还是得成为一个绅士,就像那天晚上在自己的汽车里醉得人事不省的那个阔少爷那样?”

我被捆扎得紧紧的，像一只绑紧了翅膀准备放到烤箱里去的火鸡。

她穿着一件牡蛎白色的睡衣，缀着白皮边儿，蓬蓬松松，好像一个孤寂的小岛，夏日的海水在海滨上泛起白色泡沫。

这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比一条小道宽不了多少,像是通向一座山麓农场的入口,一扇五道立柱钉成的大门向后开着,顶在一根立桩上,看样子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关过。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桉树,路当中是很深的车辙。过去这条道是走卡车的,现在被阳光照着显得空荡荡的。路上没有什么尘土;最近这场雨下得很大,而且雨停了也没有多久。我沿着车辙开下去。城市车辆的喧嚣声,一下子变得微弱了,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我们已经不在市区,而是在某一处遥远的梦乡里。再往前走是一个矮矮的木井架,井架的活动木梁油渍斑斑,一动不动地竖在一根粗树枝上面。可以看到一根生锈的旧钢缆把这根木梁同另外五六根连在一起。这些梁臂都停在那里没有转动,也许已经有一年没有转动了,这些油井早已不出油了。路边堆着一堆生锈的钢管,一个装卸台歪歪斜斜地立在一边,五六个空油桶胡乱地堆放在地上,阳光照射下,一个漂着一层油垢的废水池发出五彩斑斓的闪光。

烟斗苦得像碱水。我把它扔在一边,又倒头躺下。我的思绪在记忆的波涛里飘忽不定。在这些回忆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到同一个地方去,遇到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

“我是个警察,”他说,“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一般说来我也够得上诚实两个字。在这个诚实已经变得不怎么时兴的世界里,像我这样诚实的人还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就是我今天早晨找你来的主要原因。但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警察,我愿意看到法律能够战胜邪恶。我愿意看到像埃迪·马尔斯这些衣着华丽的家伙在佛尔萨姆采石场磨坏了他们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同那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穷汉子一起干苦活儿;这些倒霉鬼只做了一个案子就坐了班房,再也没出去过。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和我对世故人情都知道得太多了,不会认为我希望看到的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别的一个城市,哪怕只有咱们这里的一半大,也是不可能的。在咱们这个富饶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咱们根本不是照这个样子治理国家的。”

“我不怕卡尼诺。毕竟我还是他上司的妻子。”
“埃迪不过也就是一撮玉米粥,”我厉声说,“卡尼诺能拿个小茶匙一勺勺地把他舀着吃掉。他能像猫儿逮金丝鸟一样就把埃迪叼在嘴里。一撮玉米粥。像你这样的姑娘爱什么人都成,就是别爱上一个成了玉米粥的男人。”

这张支票使这个阴沉的上午变得晴朗了不少。

她把杯子拿过来,杯子里的泡沫像那些到头来必将落空的希望一样泛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又下起雨来,灰蒙蒙的雨点斜着飘落下来,就像是飘拂着一幅玻璃珠串成的窗帘。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懒洋洋的,疲乏得要命,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嘴里隐约还有一股斯特恩伍德家姐妹们留下的苦涩味。我的生活像稻草人身上的破口袋一样空空洞洞。我走进小厨房,喝了两杯黑咖啡。除了醉酒之外,有些别的东西也能给你留下点儿头疼和懊丧的感觉。我从女人们身上就体验到这一点,女人们叫我恶心。

“男人们往往是因为这种小事就挨了枪子儿的,马洛。”
“男人们实际上往往是无缘无故就挨了枪子儿的。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是个侦探。你那个可爱的小脑袋瓜儿应该把这一点好好弄个明白。我这是在工作,不是在做游戏。”

“什么叫歹徒?”
“玩枪弄刀的家伙。”
“你是个歹徒吗?”
“当然了,”我笑着说,“不过严格说起来,所谓歹徒是指没站对地方的人。”
“我常常怀疑到底站在哪边才算真站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