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近发现的家谱得知,郑和是大元汗国时代进行云南开发的赛典赤( Sayyid Ajall)的后裔。如果真是如此,他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欢迎,而且永乐帝之所以任命他为舰队司令官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因为所谓的“赛”( Sayyid) 就意味着他承继了穆罕默德的血脉。此外,若是这样的话,从“太监”就是后宫的管理人这一点来看,从前无条件地将郑和视作“宣官”的看法也很可疑。总之,郑和的存在本身也是“蒙古体系”的遗痕。

如果明朝在永乐帝辞世后也贯彻同样的国家方针,没有极端地转向“内向”,至少在亚非方面,“大航海时代”还未必就会是欧洲人的囊中之物。若是“蒙古体系”永续发展,就不能论定“来自东方的大航海时代”是不存在的。

甚至,若是将目光转向经由海路的通商关系,“蒙古体系”是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的。如同后述,明朝畏惧倭寇而决定“海禁”,但也不是明朝一立国马上就变成如此的。其后被认定是非法的中国戎克船,在当时是公然且频繁地往东南亚或印度洋方面驶去。阿拉伯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活跃地移动。

作为这样一个历史的产物,东南亚急速地成为“华侨”地盘。然后一半由于中国穆斯林，一半由于印度洋方面的穆斯林商人势力进出发展,伊斯兰化也急速地展开。

在名为“马可·波罗”的某人往西前进的一二九○年前后,东南亚沿岸地带的居民还未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伊本巴图塔通过时,港湾城市的土著王侯以及商人们早就几乎都成了穆斯林。东南亚伊斯兰化的浪潮随着“蒙古体系”另一端的穆斯林商人们的到来而开始。

以一二六○年前后为界,蒙古帝国开始变身为一个方面内部存在种种对立,另一方面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蒙古自身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后,欧亚世界也被导向一个以多极化的蒙古为中心,各自的区域、国家、集团的自他区别开始觉醒,进而活动并互相提携的新时代。那是人类史上未曾明确经历过的局面,也就是说世界史大大地转向了。

在蒙古的支配下,欧亚的东西以及南北彼此发生联系,它们不得不受到来自蒙古的强烈影响。因此,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后半叶,正可谓“蒙古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