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在看来,贫穷越来越像是个可以处理的技术问题。一般都认为,只要以农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的最新发现为基础,制定相关政策,就能消灭贫穷。

而且确实,世界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有最恶劣的贫穷形式。纵观历史,社会上有两种贫穷:(1)社会性的贫穷,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机会,却不愿意释出给他人;(2)生物性的贫穷,指的是因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或许社会性的贫穷永远都会存在、无法根除,但在全球许多国家中,生物性的贫穷都已经成了过去式。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得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得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混沌系统分成两级,一级混沌指的是“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例如天气就属于一级混沌系统。虽然天气也是受到无数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建立计算模型,不断加入越来越多因素,让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至于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例如市场就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假设我们开发出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能够完全准确预测明天的油价,情况会如何?可以想见,油价会立刻因应这个预测而波动,最后也就不可能符合预测。例如,假设目前石油价格是每桶90美元,而这个绝对准确的程序预测明天会涨到100美元,商人就会立刻抢进,好在预期的涨价中获利。但结果就是油价会在今天就涨到100美元,而不是明天。那明天究竟会如何?这件事就没人知道了。
同样,政治也属于二级混沌系统。很多人批评研究苏联的学者没能预测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也嘲笑中东专家没想到2011年会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但这是不公平的。从定义上,革命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有革命,革命就永远不会成真。

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以上所有结果背后都有一套很完整的论述,但我们就是无法确定何者将成真。但如果过了几十年后再回顾,我们就会觉得答案真是太明显了。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

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和西班牙人分属不同文化,在大部分事情上意见相左,但究竟为什么大家都同样相信黄金有价?为什么不是西班牙人相信黄金,穆斯林相信大麦,印度人相信贝壳,中国人相信丝绸?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现成的答案。在贸易连接两个区域的时候,只要是能够运送的货品,就会受到供需力量的影响,让价格达到平衡。让我们用一个假设来解释。假设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首次开始贸易的时候,印度人对黄金兴趣寥寥,所以黄金几乎一文不值。但在地中海,黄金却是个人人垂涎的地位象征,价值高昂。接下来会有什么情况?
往来于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人,开始注意到黄金的价差,于是在印度便宜购入黄金,再回到地中海高价出售。于是,印度市场上的黄金需求暴增,价格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在地中海黄金供给大量增加,价格因此下降。不用多久,黄金在印度和地中海的价格就相去无几。正因为地中海人相信黄金有价,印度人也开始跟着相信。就算黄金对印度人来说仍然没有实际用途,光是因为地中海人重视黄金,就足以让印度人跟着重视起来。
以此类推,就算有些人是我们憎恶、讨厌、嘲笑的对象,如果他们相信贝壳、美元或电子数据的价值,就足以让我们也跟着相信这些事物有价值。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已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麦元制度的出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与文字出现的时间地点正好相同。前面提过,文字的出现是为了因应行政活动的日益频繁,而麦元的出现则是为了因应经济活动的日渐活络。

所以,坚持女性生小孩才“自然”或者说同性恋“不自然”,其实并没什么意义。各种规定男人就该如何、女人就该怎样的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反映的多半只是人类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天生的现实。

生物上,人类分为男性和女性,所谓男性(male),就是拥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所谓女性(female)则是拥有两个X染色体,但是要说某个人算不算“男人”(man)或“女人”(woman,讲的就是社会学面不是生物学的概念了。

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举例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禁止男性进行光合作用”,“禁止女性跑得比光速快”,或是“禁止带负电荷的电子互相吸引”,就是因为这讲了只是白讲,完全没有必要。

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神学上所谓的“自然”,指的是“符合创造自然的神的旨意”。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并且让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特定的目的。如果我们使用肢体和器官的方式符合上帝的设想,那就是个“自然”的活动;如果不符合上帝设想的方式,就成了“不自然”。然而,演化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目的。器官的演化没有唯的目的,而器官的使用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现在人体的所有器官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型,而现在所有器官都不只做着原型所做的事。器官之所以演化是为了某种特定功能,但等到器官存在之后,要用作其他功能也并无不可。以嘴巴为例,嘴巴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最早的多细胞生物需要有办法将营养成分送进身体里。而虽然现在嘴巴仍然有这种功能,但我们还能用嘴来说话、亲吻,战士还能用嘴来拔手榴弹的引信。难道,只因为我们最早那些像蠕虫一样的祖先在6亿年前没有用
嘴做这些事,嘴巴的这些功能就变得不自然了?

此外,许多现代希腊人也认为男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对女人有“性趣”,而且也只该和异性发生性关系。但他们没发现,“异性性行为自然,同性性行为不自然”这件事也是一种文化偏见,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事实上,男男相吸这件事,大地之母从来也没什么意见。然而,在某些文化里,如果儿子和隔壁的男孩天雷地火,他的人类母亲可就会大发雷霆。这位母亲会生气,原因可不是出于生物的必然。其实对于许多人类文化来说,同性恋不仅合法,甚至还对社会有所帮助。

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而什么又只是人类说得煞有介事、自找借口?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生能生小孩，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

她们的子宫可没让她们做起这些事来输给男人。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只是男人的财产,通常属于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而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强奸罪是属于侵犯财产,换句话说,受害人不是被强奸的女性,而是拥有她的男性。因此,这些法律对于强奸罪的救济措施就是所有权移转:强奸犯付出一笔聘金给女方的父亲或兄弟,而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财产。《圣经》还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对古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个再合理也不过的安排了。

在某些地方,如果是强奸某个不属于任何男人的女人,甚至算不上犯罪。这就像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捡了一枚铜板不算是窃盗一样。另外,如果是丈夫强奸自己的妻子,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有地方会认为,因为丈夫本来就该对妻子的性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丈夫强奸妻子”这句话根本无法成立。说丈夫“强奸”妻子,就像说某个人偷了自己的钱包一样不合逻辑。这些说法听来荒谬,但其实并不只有远古中东地区才有这种想法。就算到了2006年,还有53个国家无法控告丈夫强奸了他的妻子。即使在德国,也是到了1997年才修订法案,认定婚姻中可能出现强奸行为。

“黑人”成了一种印记,人们觉得他们天生就不可靠、懒惰,而且愚笨。

你可能会认为,人们总会渐渐明白这些印记都是虚构的而非事实,随着时间过去,黑人就能够证明自己和白人一样能干、守法、千净。但情况却正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偏见只会越来越深。正由于所有最好的工作都在白人手上,人们更容易相信黑人确实低人一等。一个普通的白人很可能会说:“你看,黑人都已经自由这么久了,但几乎所有的教授、律师、医生,甚至是银行出纳员都没什么黑人。这岂不是明白告诉我们,黑人就是没那么聪明,没那么努力吗?”于是,黑人被困在这个恶性循环里,他们申请不到白领的工作,是因为别人以为他们笨,但证明他们笨的,又是因为白领中很少有黑人。

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计算机并不能理解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用一种
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数字语言来教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
而且这还没完。人工智能的领域还希望能够完全在计算机二进制的程序语言上创造一种新的智能。像是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或《终结者》,就都预测着总有一天这些二进制语言会抛下人性给它们的枷锁,而人类想要反扑的时候,它们就会试图消灭人类。

随着越来越多的事情通过文字记载,特别是行政档案数据变得无比庞杂,也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记在人脑里的信息找起来非常方便。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我的大脑里藏着几千兆位的数据,但我可以几乎是立刻想起意大利首都的名字,再想起我在2001年“9·11”事件那天做了什么,还能马上想出从我家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路线。至今,大脑为何能做到这样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都知道它的检索系统效率惊人(只不过,找钥匙这件事可能是个例外。)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而其中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工作,远离熟悉的环境,前往遥远的国度,好亲身“体验”不同的文化、气味、美食和规范。我们总会不断听到浪漫主义的神话,告诉我们“那次的经验让我眼界大开,从此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了”。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如果觉得少了什么,或是有什么不够舒服的地方,那很可能是该买些什么商品(新车、新衣服、有机食品),或是买点什么服务(清洁工心理咨询、瑜伽课)就连每一则电视广告,也都是个小小的虚构故事，告诉你买了什么产品或服务可以让日子更好。


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卖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业真正卖的可不是机票和饭店房间,而是旅游中的经验。所以这样说来,巴黎的重点不是城市,印度的重点也不是国家,而是它能提供的经验;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如果是古埃及有钱人和太太吵架,带着她去巴比伦度个假绝对不会是选项,反而可能
是为她建个她梦寐以求的华丽陵墓,那才会让她心花朵朵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