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沬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政治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 …… [ 展开全部 ] 究者介绍，吕振羽由经济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45]。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进步的经济学家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之抗衡。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46]。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47]，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沬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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