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乔治·桑塔亚纳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其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容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 “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

南京陷落后,奉上级之命前来保护拉贝的日军少佐冈曾经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留下来?你为什么要卷入我们的军事事务?这些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离开这里不会有任何损失!”
拉贝停顿片刻后回答冈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我向你保证,在危急时刻,正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境遇时,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
日军少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十分敬仰这种忠贞赤诚的理念。“他向后退一步,嘴里喃喃着一些武士义务之类的词句,并向我深鞠一躬。”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李秀英相信,与生俱来的个性和特殊的家庭背景给了她反击的意志。中国妇女从小所受的典型教育就是要温柔顺从,而李秀英则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她的母亲在她13岁那年就去世了,李秀英不得不在一个只有男人的军人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兄弟和叔伯们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李秀英变得很男性化。早在少女时代,由于她脾气太暴躁,父亲不敢教她武功,无疑是担心她会欺负附近的小孩。将近60年之后,李秀英已经儿孙满堂,但她仍然身体硬朗,热爱生活,甚至还保持着脾气火暴的名声。她说,自己的一大遗憾就是当初没有跟父亲习武,不然,她早就将那三名日本士兵杀掉了。

他们成群结队地往前走,如同在地上爬行的蚂蚁。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伙无家可归的游民,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神情。
他们就像一群愚昧的绵羊,在黑暗中交头接耳,毫无秩序地向前走。
他们一点儿都不像昨天还朝我们射击、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实在难以置信,他们曾经是敌军的士兵。

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对特定时空范围内日本人行为的批评等同于对全体日本人民的批评,这不仅是对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夺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本书无意评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他们犯下如此暴行。本书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单薄外衣,使人变成魔鬼,又可以强化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

他们的这种嘴脸一直强烈激励着我。

第二章
六周暴行
向南京进发
日本攻占南京的战略很简单,日军利用了南京城西、北两面均被
长江封锁的地理特点。古都南京位于长江拐弯处的南侧,长江水道先
是向北,然后折向东流。日军只要从东南方向进行合围,就可以利用
长江的天然屏障,完全包围南京,并切断中国军队撤退的后路。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发。第一支部队在长江
南岸沿江西行。他们在上海西北的白峁口登陆后,蜂拥进入长江三角
洲,然后沿着沪宁铁路前进,此前日本空军已经炸毁了铁路沿线的大部分桥梁。这支部队由中岛今朝吾率领,他曾经是日本陆军在法国情报处的成员,后来成为昭和天皇的秘密警察首领。提及中岛的著作不多,但只要写到他,都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天皇的阴谋》( Japan s ImperialConspiracy)一书作者戴维·伯格米尼称他为一个“小希姆莱,进行

纳粹德国战败后,其政府记录被盟国没收,并制作成缩微胶卷,后来成为战争犯罪审判的证据;日本的情况则与之不同,早在麦克阿瑟将军到来之前,日本就已蓄意销毁匿和篡改了大部分战时秘密文件。美国占领军于1945年缴获的大部日本高层军事记录—位教授称之为“无价的历史宝藏”,也在十多年后,尚未将其制作成缩微胶卷之前,由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交还给日本,这实在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