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 desaparecidos）,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性质。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

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

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 Robert gordon)在菜维那里看到一
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脸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至于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

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3)。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

为了避免与这类强辩之词纠缠,莱维从来不用“某某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语气讨论羞耻心和罪恶感的问题,也经常用“德国人”而不是“纳粹”来称呼集中营的管理者。这种低调和理性反倒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使不少曾经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们多少感觉到自己对一些事件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们的这种感受是来自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否定,而不是由于莱维对他们做了什么道德指责。

只有在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切都结束”时,羞耻和罪恶感才开始咬噬人的良心,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个吃人的体制。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以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400万、600万,还是800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1中证明他们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 Geheimnistrager”2,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方面是恶毒地希望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