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灵魂,何以超越“平庸之恶” ◆四个普通人的反抗故事,来自集体内的异见声音 ◆“詹姆斯·阿伦森社会公平新闻奖”得主力作 ··· 【内容简介】 在世俗认可的观念与看似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埃亚勒·普雷斯
  • 出版社: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 定价:45.00元
  • ISBN:9787508672601
  • 2017-12-31 12:46:07 摘录
    对我们因为保持沉默或者服从权力而可能伤害到的人感到同情,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资或圣洁的美德。然而,不理会道德想象的倾向同样普遍—人们往往会使自己远离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将其正当化,把我们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推卸给处于指挥链上级或下级的人。在一个不讲人情的巨大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当个人陷入需要妥协的情况,几乎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困境非常极端,也许更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指责那些当有悖良知的事情发生在眼前却没能鼓起勇气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士兵或“二战”中服从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难得多的是,承认甚至意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习惯于通过把有悖良心的非正义事件归咎于体制、境遇或者上级来避免做出让我们不舒服的选择,或者我们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间,我们的被动和默许可能在纵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们的名义进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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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2-28 09:53:25 摘录
    然而,有另一种抵抗可能并不比以上这些容易,且重要程度不比它们小。它的危险比较隐蔽模糊,境况看似平淡无奇。需要些想象力才能预测出,如果不跟他人行为一致,会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别人会因为你跨过界线的行为认为你疯了或者性格偏执——你自己也会怀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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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8 21:25:49 摘录
    古勒维奇观察到:“种族灭绝是集体建设的一种活动,它把人凝聚起来。”
    文明世界常常喜欢这样告诉自己,只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人民才会一同参与这样可怕的行动。然而,对于归属感的渴望是全球普遍的,而且在物质先进的国家也时常会转化为杀戮行动。“人类害怕孤独,害怕所有孤独,其中道德上的孤独是最令人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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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8 21:18:38 摘录
    亚当·斯密写道:“无论多么自私的一个人,他的本性中明显具有些原则能使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为他人的快乐而感到高兴,即便除了观看时的快乐以外,他从中一无所获。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的不幸时,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同情或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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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2 19:42:23 摘录
    克罗地亚人公布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这个数字,只有4万。无论真实数据是多少,这场杀戮的规模——以及它播种的仇恨是巨大的。正因为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这类地方的存在,一些观察者把破坏南斯拉夫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古老的民族仇恨:长期以来,每隔几代就会同室操戈,使国家难以逃脱血雨腥风的分崩离析。
    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古老且看似命中注定,尽管该地区的各个民族在当权者的高压统治体系中成功地和谐共处了50年,但是像很多原始的理论一样,它包含着真相的核心。90年代的动荡期间,关于过去民族间互相冒犯的记忆被化为了巨大而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民族主义者抓住一切机会提醒人们他们的先辈所受过的苦难,用这种方法来煽动民族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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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1 11:16:14 摘录
    理论上,塞尔维亚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承认根据随机的出生来杀人的做法是错的。这有什么难呢?然而,美国人只需要回想2001年的“9·11”事件后整个美国的情绪,就可以理解共同的敌人带来的恐惧与阴霾会使发声对抗集体有多难。与它相比,前南斯拉夫的恐惧更加深入骨髓,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民主的传统,身份突然间成为归属的唯一入场券,跨越民族分界线导致你失去的东西可能远比职业生涯珍贵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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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1 11:14:25 摘录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施加了野蛮的暴力,这两个地区是巴尔干战争中暴行最残酷的地方,其中包括塞尔维亚军队在斯雷布雷尼察进行的大屠杀,据估计,8000名男性在这次屠杀中丧命,后来国际法院把该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与“二战”期间瑞士等国的外交官和边防守卫不同的是,触发这些事件的粘合剂并非对法律的忠诚,当然不会是对任何合法性推定的法律的忠诚:巴尔干半岛爆发的许多暴力事件都发生在没有法律的地带。触发这些事件的是集体,对于同胞的划分引领了历史共承、血缘同脉的人们仅因为所属的民族群体不同而攻打甚至杀戮他们以前的同事和熟人。服从对推动这些行为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集体和同伴压力的作用更大:一旦足够多的人深信一致的想法、假定和恐惧,无须明确的指令或权威人物的出现就可以激发这样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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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29 20:16:05 摘录
    米尔格拉姆观察:“在发令者和电击受害者的后果之间设置的任何力量或事件都会减轻志愿者的负担,从而减低违抗命令的几率。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与可能由我们助力的最终破坏性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其他人。”
    这就是现代官僚体制的本质,鲍曼警告道:制定罪恶政策的高层官员把责任转嫁给下属,不需要亲眼看到残忍的后果;而执行这些决策的下属有理由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因此可以专注完成分摊到的任务。由此,责任就变得“无从追究”,一群得体,甚至善良的成年人就这样变得可以从事泯灭良
    知的恶行而不会因此失去哪怕一秒钟的睡眠。
    这个理论让人心里相当难受。但它的前提也许没那么冷酷,即个人之所以服从非正义的法律和命令,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能够避免让他们经受亲眼目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痛苦”16,鲍曼这么解释道。换言之,非人道行为未必是由故意的侵犯或憎恨的想法导致的,而时常是由拒绝和距离产生的。鲍曼说:“米尔格拉姆的发现里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也许是人们对残忍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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