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妈妈。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到了生命末期还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还玩起重新开始的游戏。在那边,在那边也一样,在一些生命行将熄灭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好似忧伤的间歇。妈妈临死的时候,一定感到自身即将解脱,准备再次经历这一切。任何人,任何人都无权为她哭泣。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象征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者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

他那样子那么确信无疑,对不对?然而,他确信的那些事,任何一件也不如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活在世上,既然他活着跟个死人一样。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对,我只有这种把握了。可我至少掌握了这一真理,正如这一真理掌握了我一样。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以某种方式生活过,也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事儿,而没有干过那事儿。我没有做某件事儿,却做了另一件事儿。还怎么样呢?我生活的整个过程,就好像在等待这一时刻和这个黎明:终将证明我是对的。无论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我也完全清楚为什么。他也同样了解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荡平了我生活的同样不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各种建议。其他人死亡,一位母亲的爱,跟我有什么大关系,神父的上帝,别人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跟我又有什么大关系,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他是否明白呢?所有人都是幸运者。其他人也一样,有朝一日也会被判处死刑。他也同样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被指控杀了人,却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他截住我的话头,想要问问我怎么看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冲他嚷道:“就是我在那种生活里,能够
忆这种生活。”

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我则指出,正是前者判处了我死刑。他回答我说,即便如此,也并不能洗刷我的罪孽。我就对他说,我不晓得什么是罪孽,他们只告诉我是罪犯。我犯了罪,就付出代价,别人就不能再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了。

报纸经常谈论一种亏欠社会的债,主张必须偿还。然而,这并不能启发想象力。一种越狱的可能性才是重要的。要跳出害人的常规,要狂奔,给希望提供全部机会。自不待言,希望,就是奔跑中,被一颗飞来的子弹击倒在街头。可是,想来想去,这种奢望连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一切都禁止我有这种非分之念,断头台又把我牢牢钳住。
我再怎么善良,也不可能接受这种草菅人命的确认。因为这种确认所依赖的判决,与判决自宣读之时起坚定的执行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荒唐的不相称。事实上,判决词不是在十七点钟而是拖延到二十点钟才宣读的,这就很可能大变样了,而这判决是由一些更换了内衣的男人做出来的,并且基于法兰西人民(或者德国人民、中国人民)这样一种模糊的概念,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一系列事实大大削弱了如此重大决定的严肃性。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决定一旦做出了,就变得确定无疑了,就跟我的身体狠狠撞击的这面墙壁同样真实存在。

我在那类书中,也许能看到讲述越狱的章节。那么我就会了解,在转动的轮子至少停止的情况下,在这种不可抗拒的预谋中,偶然与运气,仅此一次,就改变了某种事态。

即使坐在被告席上,听着别人谈论自己,也总归是很有趣的事。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可以说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我,也许更多涉及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罪行。然而,控辩双方的言论,真有那么大差异吗?律师举起双臂做有罪辩护,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揭发罪行,但认为罪不可赦。不过,有一件事,让我隐隐感到别扭。虽然我心事重重,有时我还真想插言,可是,我的律师总对我说:“您不要讲话,这样对您的案子才有利。”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好像撇开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整个过程都没有我参与。他们并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在那里决定我的命运。我不时就要打断所有人的话头,明确说道“请问谁是被告呢?成为被告这是重大的事情。我有话要讲!”

究竟控告他葬哄堂大笑,检察官随即又站起来,身披着法袍,宣称这位可敬的双方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太天真了,都感受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认为情的、悲怆的本质关系。他用力高声说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不过,怀着一颗犯罪的心,埋葬了位母亲

就这样,困了就睡觉,回忆,阅读这则社会新闻,昼夜交替,日复一日,时光不断流逝。我早就在书中读过,人关在监狱里,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时间的概念。然而,这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还不明白在多大程度上,一天天可能既漫长又短暂。生活起来当然漫长,可是漫漫无边,最终又相互浸透了,从而混杂起来而丧失各自的名称。只有“昨天”或“明天”这样的字眼,对我还保留一点儿意义。

除开这些烦心事,我还算不上太不幸。再说一遍,问题全于消磨时间。从我学会回忆的时刻起,我就终于有了营生,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时,我就回想我的房间,在想象中从一个角落出发,走一圈儿回到起点,在头脑里计数一路上所碰到的所有物品。起初,很快就计数完毕。可是,每次我重新开始,花的时间就长一些。因为,我要回忆每件家具,回忆每件家具中所装的每件物品,回忆每件物品的详细情况,回忆物品的详细情况包括每个镶嵌、每个裂纹、每个边角的毁损,以及涂什么颜色,什么纹理。与此同时,我又力求这个清单次序不乱,毫无遗漏。这样回忆几个星期下来,我只要历数一下我那房间里的东西,时间也就打发过了。我这样越追忆,更多被忽略和已被遗忘的东西,就从我的记忆中发掘出来。于是我憬悟到,一个人哪怕在世上仅仅生活过一天,进了监狱也不难度过百年。他有足够的记忆可供追寻,不会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特权。

样对待实在不公道。“然而,”他接口说道,“正是为了这一点才把你们关进牢房。”“怎么,正是为了这一点?”“当然了,自由,正是为此,才剥夺了你们的自由。”我从未想到这一层。我赞同他的说法:“不错,”我对他说道,“否则惩罚什么?”“对呀,这种事儿,您能想通。其他人不行。不过,最终他们总能想法儿自行解决问题。”说罢,看守长就走了

预审法官们都获悉,妈妈葬礼那天,“我表现出了
动于衷的态度”。“要知道,”我的律师说道,“问您这种情况,我实在有点儿难以启齿,但是这又非常重要。如果我找不出理由答辩,这就将成为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证据。”他希望我能协助他他问我,那天我是否感到难过。听到这样一问,我十分惊讶,如果是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我多少丧失了扪心自问的习惯,很难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况。自不待言,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什么。所有精神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自己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当即打断我的话,他显得非常焦躁。他让我保证,无论到法庭上,还是在预审法官那里,都不要讲这种话。可是,我却向他解释道,我天生如此:生理的需要往往会扰乱我的情感。

我的周身绷紧了,手紧紧抓在了,我触碰到了枪柄上光滑的扳机圆洞,正是触碰那儿,在震欲聋的一声脆响声中,一切都开始了。我一下子抖掉汗水和阳光。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了,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

可是据他说,狗的真正疾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无药可医的。

您年纪轻轻,我觉得您应该喜欢那种生活。”我说是啊,不过从内心深处,这对我无所谓。于是他就问我,我对改变生活是不是不感兴趣。我就回答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不管怎么说,什么生活都半斤八两,我在这里的生活,一点儿也不让我反感。老板的脸色不悦,他说我总是答非所问,还说我胸无大志,这样做生意准砸锅。说完话,我又回去工作了。我实在不想拂他的意,但是我也看不有什么理由改变自己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很快就憬悟了,这一切并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