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微妙的差别,在上面这段话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梁代诗人全都基本认同的一系列原则: 音声的和谐,对晦涩语言和怪异字句的抵制; 一方面承认诗歌抒发情感的功用,一方面又提倡有所节制。这些原则所构成的诗歌理想, 是以“优雅”为其最主要特征的。

与传统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定义的革新之处在于,不再把诗歌视为直接传达思想感情的透明媒介,而是思维与语言的艺术。换句话说诗歌不是情感的“表现”,而是“再现”。

那么,对于我们现代读者来说,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阅读刘孝绰的诗呢?我们的阅读,就和刘孝绰同时代人一样,也是受到历史语境限制的。如果“后见之明”可以带来任何好处的话,那一定就是赋诗现场的读者所不可能具有的种视角: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这首诗是一个“幸存者”。它经历了它的作者所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巨大历史灾难:建康在围城、饥荒、瘟疫和屠杀中遭到的毁坏;导致了梁帝国分崩离析和梁王朝最终覆灭的侯景之乱;建康和江陵的皇家图书馆数以万卷藏书的焚毁。当刘孝绰在他的君王、他的兄弟和他的朋友面前潇洒地挥笔赋诗的时候,他一定万万不会预料到这场对奕的结局。

然而,梁朝宫体诗的“多余”正是由古代诗歌经典所造成的,因为经典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排除在外的作品,庄子所谓的“余地”。

虽然《皇览》以及梁代类书已经佚失,但是,初唐类书如《艺文类聚》的存在,为我们展现了中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精心整理、分类和组织结构,反映了中古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类书的分类结构,以及每一条目下面包含的文本范例,构成了人们理解种事与物的语境。
如《皇览》的标题所显示的,类书认可皇帝对知识和文化所具有的权力: 就像极度夸张宏大的汉赋一样,类书许诺说要把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展现在皇帝眼前,从日月星辰,到至微至细的昆虫。如果我们对此有所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梁代两部气魄最宏大也最知名的类书,起源于兄弟之间同时也是皇帝和诸王之间的竞争。

梁代文士通过丰富的文学和学术活动,试图为每一个文本都找到容身之地。从前代继承下来的零散的抄本,被一一定位在一个清晰明了的文学史叙事中,逐一进行分门别类的知识结构里。

《梁书》的作者姚察父子,对萧梁皇族的缺点向来保持沉默,对萧绎的焚书行为也同样缄口不言。当然，这很可能就象杜德桥说的那样,“一个皇帝,文明的守护者,本人又是一位作家,自觉地、有意识地'制造这场'中国文明的历史性灾难”,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型号的灾难”,因为太巨大,以致令史臣哑口无言。不过, 对于生长在梁朝、曾经在梁朝出仕、对梁朝君主的不幸命运抱有深厚同情的姚察来说,把他的痛心惊变掩藏和压抑在史臣简洁乃至枯寒的文风里,也许是一种心理上较为容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