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2
本书包含三个主要且彼此相关的目标。
首先,将对文化研究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提出批判性的观点。
在整本书里,我将不断地提及将我们自己定位为一位知识分子、研究者与作者的重要性。
我认为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主要关注的核心焦点,亦即:试图关注于研究团体、使用者、消费者与主体的“生活世界”,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文化研究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特殊的质性方法,此种质性方法即是所谓的民族志方法。
其次，本书将提供如何获得研究路径的指引，从一开始的提问到最终的书写形式等都含在其中。
最后，本书将鼓励读者、研究者对知识之间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即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以及认识者与被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

绪论1
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致力于理解什么是构成文化研究本身的根本要素。因为在学界,文化研究的意涵因人而异,而且任何尝试解释何谓文化研究或划分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研究企图,也都具有一定的主观选择性。这个标识本身主要为英语系、现代语言学系、社会学与传播及媒体研究所用,同时也被那些结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等不同元素的学位课程所使用,并将它视为一种“囊括一切”的研究主题。
在此,我对于文化研究的定义取向(第1章对此将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在于:我将坚称文化研究是一项交叉学科且开放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个研究领域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时在不同的学术机构形式里,文化研究会因不同的情境而发展出不同的形貌。
然而,我欲主张的是,文化研究的一项关键性特征在于:它将文化理解为由“生活的种种面向”所构成,同时也构成了“生活的种种面向”,亦即文化就是日常生活的物质、社会以及象征性实践。
在实证研究方法中，"文化"是由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所构成，同时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本书的论点之一在于认为这些研究已经成为（并且一直会为）一个重要的场域，且不断以复杂而动态的方式来思考文化及文化研究。

用质性方法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与学术研究相对应的研究取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善”,而不只是求“真”。
与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边缘的解释主义研究相比,行动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它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与技术理性相对),认为行动中的“知“很难用概念和语言所表达,只在具体情境和问题解决中才能了解到行动者思维和情感的“真实”。
行动研究以社会改进为目的,强调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为行动而研究。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反省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勒温(K. Lewin)的团体动力学、阿吉里斯(C. Argyris)的行动科学、舍恩( Schor)的实践研究范式等。
原则上,行动研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包括量化的方法),只要“好用”(对改进现状有用)就行。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大部分人都采纳质性方法,因为它更适合行动研究的要求。
质性研究对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势人群)的关注,有利于处于困难中的行动者提高自信和自尊。质性研究对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和“前理解”结构(“前见”、“前有”、“前把握”)的肯定,有利于行动者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质性研究设计灵活，可在研究过程中视情况而改变，符合行动的不确定性和结果无法预测的特点。
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自我反思，符合行动者在行动中反思并及时进行调整的要求。质性研究没有对大样本和严格实验的要求，对行动者更具有亲和力，更容易“上手”。

质性研究通常被定位为方法论的个体义相对应),似乎研究的总是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
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在制度与个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也是近年来质性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
个人困扰总是坐落在一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
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质性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
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