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充满着神秘主义;他不是作为一位作家,而是作为一位圣人来叙述,他裹在一张毯子里,坐在路旁娓娓而谈,具有无穷的知识和耐心。
《论心理小说家》

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一刹那间吸引我们全部注意力的那些差别,使我们大吃一惊。与那位法国人相比这位俄国人是多么断然自信。他用互不沟通的、非常显眼的对立因素,来创造人物或场面。他如此毫无节制地使用“爱”和“恨”这些极端的词语,以至于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想象力飞奔疾驰,以弥合它们之间的距离。人们觉得,在这里,文化之网编织得极为粗糙,那些网眼十分疏阔。与他们在巴黎所遭受的禁锢相比,男男女女芸芸众生都可从网眼中溜过去。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左右摇摆,指手划脚,嘘嘶呼啸,大肆咆哮,陷入一阵突然发作的愤怒和兴奋之中。
《论心理小说家》

如果你一旦开始分析意识,你就会发现,意识是被千百种微小的、不相关的意念所扰动着,这些意念中充斥着夹七杂八的信息。
《论心理小说家》

三百年前,他的父母把他毫无遮蔽地抛弃在巉岩的海岸上,他全靠自己的努力生存了下来,因此他有点儿心酸、自豪、羞怯和一意孤行,现在他已经快要成年了。
《论美国小说》

毫无疑问,美国文学会像所有其他文学一样,受到外来的影响,而英国的影响则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英国的传统显然已经不能应付这片辽阔的国土,这些大草原,这些玉米田,这些相互之间距离遥远地四散分布的男人和妇女的孤零零的小团体,这些工业大城市以及它们的摩天大楼夜间灯火和完美的机械设备。
《论美国小说》

在美国文学的根蒂,有种不协调的特征,那美国人的自然倾向,在一开始就被扭曲了。因为,他越是敏感,他就越发要阅读英国文学;他越是阅读英国文学,他就越是敏感地意识到这种伟大艺术的令人困惑难解之处;这种艺术使用他自己嘴上所说的言语,来表达一种不属于他的经历,反映一种他从未认识的文明。他必须作出选择—或者让步,或者反抗。越是敏感的,或者至少可以说,越是文笔精致复杂的作家们,那些亨利·詹姆斯们,那些赫尔吉许默们,那些艾迪丝·沃顿们,他们决定拥护英国,而其不良后果是他们夸大了英国的文化和英国传统的优良举止,并且过分强调或者在错误的地方强调了这些社会差异,它们虽然首先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决不是给他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作品在精致优雅方面所得到的收获,在对于价值观念的不断歪曲和对于表面化的区别陈旧住宅的年龄,名门豪族的魅力——的迷恋中丧失殆尽这使我们不得不记住,亨利詹姆斯毕竟是一位外国人,如果我们不打算把他称为一位附庸风雅的势利者的话。
《论美国小说》

安德森先生像一位正在给自己施催眠术的病人那样,遍又一遍地重复:“我就是那个美国人。”这句话带着种被淹没的然而却是基本的欲望,顽强不屈地涌上心头。是的,他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可怕的厄运;这又是一个大大的机会;但是,不论好坏,他就是那个美国人。“瞧!在我身上,那个美国人苦苦地挣扎着,要成为一位艺术家,要意识到他的自我,充满着对于他自己和别人的惊奇之感,试图悠然自得而不是假装悠然自得。我可不是英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我是什么人?”是的,我们可以冒昧地重复:他是什么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不论那个美国人是什么人,他可不是英国人;不论他将成为什么人,他也不会成为英国人。
《论美国小说》

美国看上去是个十分奇异的地方。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陆,新的乡村星罗棋布,它们不像英国的乡村那样,墙上的长春藤和青苔在夏季和冬天都融化为大自然景色的一部分，它们是人们最近匆匆忙忙、因此，陋就简地建造起来的,因此那些乡村就像是城镇的郊区。那些缓慢的英国运货马车,变成了福特汽车;那些樱草花坛,变成了一堆堆破旧的罐头;那些谷仓茅舍,变成了瓦楞状的铁皮棚屋。它是廉价的,它是崭新的,它是丑陋的,它是用乱七八糟的材料匆匆忙忙七拼八凑地松散地暂时联结凝聚起来的——这就是安德森先生所抱怨的沉重负担。

《论美国小说》

因此,如果允许我们预言的话,在未来的时代,妇女将要写出数量较少而质量更佳的小说;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写小说,她们还要写诗歌、评论与历史。但是,要达到这一步毫无疑问,我们就得盼望那个也许是神话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到了那个时代,妇女们将会获得许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她自己的房间。
《妇女与小说》

昔日妇女小说之优点,往往在于其天赋的自发性,就像画眉八哥的歌声一般。它不是人工训练的;它纯然发自内心。然而,它也往往像鸟儿啁啾一般唠叨不休这不过是洒在纸上的闲话,留着待干的斑斑墨迹而已。在将来,有了时间、书籍和屋子里属于她个人的一隅之地,文学对于妇女而言,和对于男子相同,将成为一种需要予以研究的艺术。妇女的天才将受到训练而被强化。小说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与现在相比,它将更加成为一种艺术品,就像任何其他种类的艺术品一样,而它的各种艺术手段和局限性将被人们加以探讨。
《妇女与小说》

我们可以预料,那种像牛虻一般穷追不舍地尖锐批评国家大事的职务,迄今为止本是属于男性的特权,现在亦将授予妇女。她们的小说将揭露社会的罪恶,并且提出补救的方案。她们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将不会被看作彼此之间完全是在感情上相互发生关系的个人,而是被看作组合成种族、阶级与集团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们。
《妇女与小说》

然而,在一位妇女能够确切地按照她自己的愿望来写作之前,她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仍然是事实。首先,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外表上看来如此简单;实际上又是如此令人困惑——甚至那句子的形式也与她不适合。这是男性所创造的句式;由一位妇女来使用,它就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但是,在一部小说中,它占据了如此广泛的领域,必须找到一种普通、惯常类型的句式,来把读者轻快自如地从一本书的这一点带到另端。而这就是一位妇女必须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妇女与小说》

然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蒂》和《米德尔马奇》是妇女写作的。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甚至她们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与习惯的严格限制。乔治·爱略特没有结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路易士先生同居,公众舆论为之哗然。在此压力之下,乔治爱略特退避郊区,离群索居,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最不利的影响。她写道除非人们自动要求来拜访她她从不邀请他们。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军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各阶层的男女交往对此无人加以非议,而他的小说却从其中获得了惊人的广度和活力。
《妇女与小说》

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妇女最容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一部小说比出戏或一首诗更容易时作时辍。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虽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厅里,被人们包围着位妇女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运用她的心灵去观察并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训练,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诗人。
《妇女与小说》

因此,情况很清楚,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来的大批小说,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阶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妇女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