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男女间的事,哪里有道理可以说清,又哪里是可以依靠简单的道德框架来裁定的。一个局外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爱情与婚姻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成年的参与者,都应分享其喜悦,承担其责任,并准备迎接其失败—人生总是变化难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总比另一个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这
件事本来就很难公正的。

小学与中学12年的教育,是信息的堆积、武断逻辑的贯彻,却没有训练每个人的判断、分析、审美、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进行人格上的塑造,就像是不知温度、风沙和温室内的塑料花。然后,突然之间你获得了独立生长的自由,从前被规定的明确目标消失了,你要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你觉得有点慌乱,却又没得到强有力的引导,暂时的失落情绪等待被填补。你可以开始爱情、探索未知的学科、泡在发霉的图书室、到郊外观察星星、长途旅
行,但它们都不及宿舍里的电脑游戏更能吸引注意力,它紧张刺激、又一切尽在掌握中,它就像某种精神上的手淫,充满快感却对意志、精神的培养产生了反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娱乐方式,一种娱乐是对头脑与心灵的刺激,它激发你用另一种角度看待世界,丰富你内心的感受,鼓舞你在现实生活的热情;而另一种娱乐则是消耗性,它偷窃你的精力、软化你的意志,陷入沉迷,而对真实的生活意兴阑
珊。

我绝非一个仇视技术的路德派,认定每一次技术的创新就导致一次人性的堕落。但我越来越意识到,良性因素比恶性因素更难以生存,新变化能轻易的与旧习性达成同盟,借助新技术的速度和力
量,原有的黑暗因素经常陡然加强。

对于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
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也就是说,在不忘记历史与保持高强度的警惕心的同时,我们回避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时代已经改变,现在的日本与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义所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日本理论上应该恐慌于战争,而且比起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式的军事扩张、掠夺殖民地也不再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对任何理性的国家而言,仇恨与愤怒从来不应该成为目的,它会使你回避自身的问
题,妨碍你看清未来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异化。

“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构成。……”哈佛大学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1978年写道:“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率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原则。”这个可以相对清晰地解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点,或许不能解释中国
社会的复杂性,但却提供了特别的启发。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据说是卡尔·马克思发明了“历史的垃圾桶”这个词汇,它用来收纳种种曾经盛行一时的东西。只有随时倾卸掉,我们才能开始崭新的旅程。其实,只有在偶然的时刻,我们的生活才可能崭新地开
始,因为生活总是具有连续性。在某一时刻我们可能充满理性,对自已的过去与未来清晰无比,很可能在另一时刻,我们就遗忘掉所有的承诺与誓言,不可理喻。所以,我们认为将人简化成“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或是“非理性动物”都是片面的,他们总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这确保了人类社会总是通向一个我们无法预料(可能是灾
难,更可能蕴涵无穷兴奋)的结果。

中国的杰出企业几乎都拥有全球500强的梦想,但他们却都是经验主义的俘虏,很少真正地设想趋势的变迁。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如何建立经理人制度,如何运用西格玛原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我们很少听到中国的商业领袖对于未来20年中国前景的严肃思考,听到他们对于产业变迁的特立独行的看法。商业世界
源源不断产出的仍是经验,而非智慧。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佳企业家。这个简单的插曲，暗示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却并未起飞。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军发现，印度维持了中国半的经济增长，但它最大的私人企业　Tata　Group的销售额在1995年就达到了72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希望集团在199年的销售额不过6亿美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中国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
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但是他们在主张他们拥有土地的时候必须也要住在上面并且在上面耕种,因为他们的财产权观念跟资产阶级社会不同,而比较像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念,那就是要将自己的劳动投入在自然资源上,与其结合,才能算是自己的财产。

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
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的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民主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都要大。

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既容易打动人,更容易诱惑人。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信息与观念,人们总是特定经验的俘虏。信息传播领域也存在着马太效应,一个信息越被接受,越被广泛传播,越造成普遍的接受度。从2001年的7月至2005年的今天,我被眼前耳边充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弄得不知所措。1981年,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难忘的西班牙导演不容置疑地写道,现代世界的最大祸源分别是人口过剩、科学、技术与新闻媒体,而最后一个很有可能是祸害之首,它使得前三个祸源显得更加恐怖。这种说法充满着艺术家式的偏见,但的确自从大众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全面兴起以来,世界就越来越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体成为我们呼吸、感受的主要方式,媒体创造一个供我们感受的制造出的现实。